纵览湖湘文化古今发展变化的脉络及其丰富内容，通过对其层垒积淀的透视，可以发现它大体上具有如下三大特征： 　　
一是湖湘文化的政治意识极为强烈。
　　 从宋代湖湘学派创立时起便已形成的经世致用的学风在湖南士人中代代相传，它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尤其注重解决现实中的实际问题。故此也就造成了湖湘文化中政治意识极为强烈的现象。特别是到了近代，这种现象更加明显。可以说，近代湖湘文化各个层垒上的代表人物，无论是进步的还是守旧的，都说得上是相应阶段上的政治活动家。他们在理论上、实践上实行的都是“学与政兼”，甚至完全使学从属于政。戊戌时期，湖南时务学堂的学生都立志要作务实笃行、经国济世的政治干才。第一批招取的40名学生中，在短短的10余年里，有大半死于国事，于中国政治有重大影响的就有蔡锷、范源濂等10余人。
二是湖湘文化中的爱国主义传统尤为突出。 　　
最早在湖湘大地奏响爱国主义乐章的是屈原。继为贾谊。此二人虽不是湖湘本土人士，但他们忠君爱国、忧国忧民的动人事迹，以及遭谗被逐的共同遭遇，却深深地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湖湘人民。在宋代，特别是南宋，湖湘文化中的爱国主义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一些湖湘学者运用儒家的“华夷之辩”理论，坚持抗金、抗元主张，反对妥协投降。二是许多湖湘士人还直接投身到抗金、抗元的第一线。到明末清初，湖湘文化中的爱国主义精神集中体现在王夫之身上。王夫之把民族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他早年举兵抗清，后兵败返乡，遁迹乡里，陋居山洞，誓不降清。 　　
进入近代，随着西方列强侵入中国，民族矛盾急剧上升，湖湘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更加发扬光大。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近代湖南士人几乎都将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当作自己的神圣职责与使命。
其次，近代湖南士人为了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焕发出了一种百折不挠和勇于献身的奋斗精神。
再次，近代湖南士人为了最终达到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目的，注重把抵制外国侵略与学习西方有机结合起来。湖南人不仅最早提出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且也最早提出学习西方的政教制度。在这一方面，郭嵩焘与曾纪泽是先行者。湖南新政运动中所取得的各项成果，可以看作是中国政治制度改革的最早尝试。在学习和宣传以及实施西方民主共和制度时，湖南人中不仅出现了杨毓麟、陈天华、章士钊等一大批文字宣传家；而且也出现了为民主共和的实现而浴血奋战的实干家，如黄兴、宋教仁等。袁世凯复辟帝制，奋起捍卫共和成果、护国讨袁的是湖南人蔡锷。当民主共和被后来的军阀政客偷梁换柱，仅仅变成一块空招牌时，毛泽东、蔡和森等一批湖南志士又乘时而起，他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转而以俄为师，把反帝爱国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结合起来，把爱国主义发展到了崭新阶段。 　　
三是湖湘文化中蕴藏着一种博采众家的开放精神与敢为天下先的独立奋斗与创新精神。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湖湘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就在于它具有博采众家的开放精神。这种文化交融主要体现如下四个方面：
其一是与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融。
其二是与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交融。这里讲的不同地域，既包括湖南内部的不同地区，也包括湖南以外的国内其他地区。
其三是与不同学派之间的交融。杨昌济曾坦言：“余本自宋学入门，而亦认汉学家考据之功；余本自程朱入门，而亦认陆王卓绝之识。”他甚至以子思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为号召，希望“承学之士各抒心得，以破思想界之沉寂，期于万派争流，终归大海。”杨氏的这种认识和主张，充分表现了湖南文化的开放精神。其四是与外国文化之间的交融。明末清初，大批耶稣会士来华，在传教布道的同时，也传授了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到了近代，曾国藩首倡清政府派遣出洋留学生。戊戌期间谭嗣同等人摆脱传统束缚而大力提倡西学，甚至樊锥、易鼐等人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黄兴、宋教仁等人探索民主革命的救国道路，易白沙、杨昌济、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对于湖南新文化运动方向的探索，以及毛泽东等人后来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尝试等等，都蕴含着博采众家、广为交融的开放精神和独立奋斗、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