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楚文化的发展看湖南文学的地方性
著名作家韩少功认为：文学要用思想的火花照亮生活。生活人人都有，甚至有不少生活阅历丰富、又终生探索不止的文学爱好者，但最终能成为名家的人却不多，这除了种种因素外，最重要的，莫过于思想的贪乏。本文试着从楚文化的发展说说文学的思想性。
楚文化是华夏文化的南支，它高速度和大幅度地变落后为领先。是古代文化史上的奇迹，有其特定的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客观因素即优越的资源、环境、机缘，主观因素则来源于两个方面：传统楚文化及对外来文化的包容接纳和创造。
楚文化成长的历程显示，楚人有不惮躐等破格的进取精神。先民在强邻的夹缝中顽强地图生存，在穷乡僻壤中顽强地求发展，才普成了这种进取精神。熊通所讲的“自我尊耳”，庄王所讲的“飞将冲天”和“鸣将惊人”《史记*楚世家》）都是溢于言表的进取精神。这也体现在文学创作中。
楚人并非好战成性。在九州被诸侯分割得支离破碎的形势下，文治与武功不可偏废。楚人的进取精神，不仅显示的开疆拓土、悦近来远止，而且显示在社会发展和文化昌盛上。庄王战必胜，攻必取。但正是他最先提出：“夫文、止戈为武”。“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左传*宣公十二年》）。
楚文化成长的历程还表明，楚人有不分此轸波域的开放气度。只要是先进的文化因素，无论其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抑或制度文化，无论其来自何方，楚人都求之唯恐不得，趋之唯恐不及。制度，主要参考周朝的；文字，基本采用周人的；冶炼方面，向越人学习；铸造方面，向随人学习，等等。甚至也有向西方学习的，如“蜻蜓眼”（一种玻璃珠），楚国的此物至少仿照由西亚经南亚传来的样式烧制的，有些可能还是从南亚进口的。
楚人有不厌追新逐奇的创造意识。凡是外来的来物，始则仿制，继而改作，终于别创。如制作铜器，首创了精密铸造工艺；制造铁器，首创了铸铁柔化工艺；行政机构，首创了县制；文化上，如道家学派、骚体诗歌等等，也都是首创的。
进取精神，开放气度，创造意识，楚人集三者于一身，而且都非同寻常，无怪乎，楚文化能达到上古文明的顶峰了。
华滋华斯曾说：路边的小草能引起我不能用眼泪表达的那样深的沉思。就我个人的文学创作道路，之所以年届不惑仍不能有所建树，缺乏作品对生活的仔细观察而导致的思想感情失血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少年时期，我曾多次阅读《三国》和《红楼》，曾被为英雄人物叱咤风云的壮举所激励，为缠绵悱恻的爱情而掉泪，而写很多的文学作品，成为一名杰出的作家便是我少年时代的一个梦。
为了这个梦，我曾历经过坎坷，不知有多少个日日夜夜，我走进文学的长廊，追踪先辈的足迹，研讨文学巨人的生平，牢记他们的遗训……甚至在大学时代，我的文学概论得了满分，但却始终写不出有见地的作品，这些理论有些给人以启迪，有些却给人以禁锢，于是我开始注意生活的观察。也曾在生活中摸爬滚打，但我终于发现，文学家的命运始终悲惨，他们的文名与他们的不幸几乎具有同等的份量，我开始想到了风险，命运……人、人性、人的本质、人性的弱点、人生和理想、前途和命运，每跌倒一次我都似乎清醒了一点，但我对文学的爱好却一如既往，我明白：文学家的标签决不是人人都能贴在额头上的！
一些新的文学思潮，现代的国内外大片，重新唤醒我沉睡多年的文学梦，放眼人世之间，失去了宗教，失去了信仰，追名逐利，见风使舵之徒比比皆是，科学和民主，在五四时期曾在中国大地上流传，而马克思主义的利器，也为中国的志士仁人所掌握，到了现代，党中央号召把我国建成一个科学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以往搏斗着的各种思潮，在一个大系统中就如一根根小树杈各放异彩，在一个小系统里犹如一条条小溪百川归流，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我追寻着真理，我相信思想的威力一旦进入人的血液，就会唤发无穷的物质力量。
任何一个朝代，首要的文化中心都在京师，然而，首要的学术温床却都在与京师既不贻近、又不疏远的地方。假如与京师太贴进，就容易卷到政治旋涡中去，以至不术为功名所误；反之，假如，与京师太疏远，就难免孤陋寡闻，这对学术的发展也是不利的。学术温床的形成，一则有丰厚的学术积淀，二则有宽松的学术环境，因而学术的发展须在与传统难解难分而与京师若既若离的地方。
我重新生下来，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日益浓厚，犹如在布满茫茫大雾的海面上，我终于找到了一座灯塔，灯塔放射的光芒照亮了我的航程。
马克思带着那套厚厚的《资本论》，深邃的目光正注视着天涯来客，他身上放射出所有先哲未曾有过的光芒：科学的世界观，深刻的辩证法是这样的……马克思第一次用犀利的眼睛看到了世界的本来面目，那些对《资本论》的段句稍有发挥，那些因此而贴有教授标签和拥有博士头衔人们惭愧了……人们在反思：孔子与老子的搏斗，马克思和黑格尔的搏斗等等，一切思想领域里的搏斗都大大加快了人类文明的进程，社会主义的实践正召唤着搏斗后的思想精华，用马克思主义的眼光来透视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文学艺术史，我们不难发现：文艺的繁荣昌盛，总是出现在各种思想涌现、冲撞的大潮中，思想解放愈深入，文学艺术愈繁荣。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一颗颗文艺巨星相继升起在天空，我国的现代文学之所以能产生鲁迅那样的大家，离不开他对“五四”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刻思考。在社会的大变革、思想的大撞击中，作家应把握时代的命脉。解放后，由于“左”的思潮，我们的文学曾一度公式化、概念化盛行，“高、大、全”的人物让文学的长廊黯然失色，党的历史上有过多次反“左”、“右”倾斗争，甚至粉碎“四人帮”后，当时党的主席华国锋发表《四人帮是极右派》的文章，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口号，在文艺战线上，也把政治和文艺简单地等同化，直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提出及以随之而来的思想解放运动，才使文学从长期“左”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出现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的繁荣时期。 战国时代，北方齐鲁，南方荆楚，都是学者的渊薮。经秦汉入汉代，从伏生到郑玄，齐鲁仍执经学牛耳。三国和西晋，就学术来说，只是过渡时期。从东晋起，荆楚就夺齐鲁之席而代之了。
此后，荆楚地域的学术上的突出贡献，一是禅学。二是理学，三是新学。 从“禹墨为体，老庄为用”到“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从魏源起（隆回人），湖南学子讲求经世致用，渐成风尚。其中，曾国藩既是学界巨笔，也是政界铁碗。
一个有辉煌历史传统的民族，一个有源厚文化的蓄积的社会，在革故鼎新之际，必有出类披萃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世纪之交的中国，也处在这么一个龙从云、虎从风的历史转折阶段。而纵观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成功的作家必同时是思想家。
思想的水准影响文学创作水准，深刻的思想才能深层次地反映生活，一个科学的、现代化的观念可以使企业扭亏为盈甚至起死回生，可以改变人的一生，也可以使文学创作更上一层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