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继承湖湘文化传统

湖湘文化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许多优良传统，但同样存在一些缺陷，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经济上极冷、政治上极热的两极化倾向。湖湘文化属于典型的农耕文化类型，受各种条件的限制，工业经济和商业贸易一直不够发达。进入近代，异常强固的守旧势力使得湖南对于来自沿海地区的欧风美雨深闭固拒，近代化起步较之沿海地区晚了30余年。但近代急剧变化的社会环境为湖南政治人才的成长提供了绝好的机会，而经世致用的学术心理与积极面世的价值取向又为政治人才的成长提供了思想养料。由于湖湘文化到了近代依然侧重于探讨人与社会的关系，而相对地轻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忽视生产和流通领域，因此相比之下，湖南的经济型人才十分匮乏。另外，时局不稳，没有安定的社会环境，使投资者心存疑虑，观望不前；再则，湖南人不能摆脱以农为本的思想观念的束缚，也促成了此种局面。甲午战后的十余年间，湖南创办近代矿厂72家，其中39家短短几年就倒闭了。大官僚袁树勋（湘潭人）手中积累了大量货币，然而他不去发展近代实业，却以少量资金在家乡开设粮行与典当行。1904年，湖南留日学生401人，但其中学习实业技术的不足20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63名领导人中，湖南籍有11人，而1950年成立的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第一届15名理事长和理事中，却无一是湖南人。

 

二是经世致用的学风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湖南人的急功近利，缺乏对人的终极关怀，以及过于强调经验却忽视了理论的建构。湖南人多把从政视为人生价值的最高体现。儒家文化强调以仁政为内核的人治，过于关注现实生活，而缺少理性的思辩，缺少对于宇宙终极、人生终极作出理论的探讨。故许多思想观念难免显得杂乱无序，彼此孤立。过分讲究实用，也就难以摆脱政治功利的影响，容易使士人失去独立的学术品格。近代湖南人才辈出，但绝大多数都是政治、军事类型人才，很少有人在思想学术领域引领风骚。

 

三是湖南人易走极端，保守与激进并存。湖南人易走极端的性格，在甲午战争前后表现得十分明显。甲午战前，湖南人的保守在全国是有名的。这不仅表现为对于沿海省份开展了30年的洋务运动无动于衷，而且表现为对于“反教排外”异乎寻常地积极，并且走在了全国各省的前列。湖南人不仅反洋教，而且对与外洋相关的一切人和事，都要反击。耐人寻味的是，甲午战后一场轰轰烈烈的湖南维新运动，使湖南一改昔日封闭守旧的格局。湖南开始大力学习西方，广开学会、创办报刊、设立学堂等，成为全国最富有朝气的一省。当时湖南维新派当中的激进人物及其主张，在全国引人瞩目。

 

四是湖湘文化中的“楚材晋用”现象较为突出。审视湖南古往今来的人才发展脉络，不难发现，许许多多湖南人的事业与成果，都是在湖南之外成就的，这就是所谓的“楚材晋用”现象，即“墙内开花墙外香”。个中原因，主要是湖南闭塞保守，因循守旧，不具备人才成长的良好环境。几乎从晚清时起，湖南的有识之士便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即湖南人要想有所作为，必须冲出洞庭湖。湖南人一定要走出湖南才能成才与成事，这不能不让人产生看法，即如果不是湖南当局与各个部门对于本省的人才重视不够，就是湖南的软、硬环境留不得人！

 

湖湘文化的缺陷远不止上述四方面。例如湖南人缺乏大局意识，有时窝里斗；不合群，团结精神差；性情急躁，不能虚衷受益；不善于纳言和向他人求教；也不善于包装和推销自己等等。

 

如今我们已跨入了新世纪，新一代湖南人应当了解本地的历史文化，更应当批判地继承我们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并且大力弘扬文化遗产中那些曾经在历史上创造过辉煌的、有意义有价值的成分，为我们今天的社会现实、为湖南的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我认为，湖湘文化中至少有三个方面值得我们去发掘弘扬：一是爱国主义的传统。湖湘文化中的爱国主义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各不相同的具体内容，但是深沉的忧患意识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坚定历史责任感与使命感却始终未变。二是注重实干、勇于任事、自强不息、勤勉朴实的传统。这种传统其实也就是奋斗的传统。三是开拓创新与对外开放的传统。这种传统促使湖南人永远探求新知识奋发进取。今天我们弘扬湖湘文化中的开拓创新精神，就是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与湖南的两个文明建设中，不因循守旧，不抱残守缺，敢于探索创造，敢于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此外，我们还要发掘并弘扬湖湘文化中兼收并蓄、睁眼看世界的对外开放传统，克服固步自封、盲目排外的狭隘民族主义心态，虚心学习借鉴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经验，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社会的全面进步。（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