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社会群体的文化精神都是在这个社会群体长期发展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因而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同时每个社会群体都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而发展变化，从而这个社会群体的文化精神也必然会随着一起发展和变化。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一个社会群体的文化精神必然会不断有新的文化因素出现，湖湘文化精神亦是如此。那么，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究竟有哪些？或者说湖南人究竟有哪些精神特征？对此人们已作过不少的讨论，见仁见智的不同意见也有不少，这里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些分析。
1．无所依傍、浩然独往的独立根性
有人认为：“湖湘文化的特质，可以用一个‘蛮’字来概括”。实际上，除了前面所提到的“强悍”、“不畏艰苦”、“不怕死”、“尚武任侠”等精神风气之外，这个“蛮”字主要指湖南人所具有的独立不羁、不肯调和、不肯轻易服人、无所依傍、浩然独往的精神特征。辛亥革命时的湖南志士杨毓麟将这种精神特征概括为“独立根性”四个字，认为这种精神是湖湘文化的“根性”即根本特性。他说湖湘文化“其岸异之处，颇能自振于他省之外”。如周敦颐“师心独往，以一人之意识经纬成一学说，遂为两宋道学不祧之祖”，王夫之“以其坚贞刻苦之身，进退宋儒，自立宗主”，王闿运“谈海外政艺时措之宜，能发人之所未见，冒不韪而勿惜”，“至于直接船山之精神者，尤莫如谭嗣同，无所依傍，浩然独往，不知宇宙之圻埒，何论世法！其爱同胞而惎仇虐，时之迸发于脑筋而不能自已。是何也？曰：独立之根性使然也”。
杨毓麟列举了周敦颐、王夫之、王闿运、谭嗣同等几位先贤作为湖湘文化“独立根性”精神的代表人物。在此还可补充几位。如辛亥革命元勋黄兴，在辛亥革命胜利之前对孙中山是信服的，他与孙中山精诚合作，在国内埋头苦干，组织发动武装起义，在战斗中身先士卒打硬仗，为辛亥革命的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但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对孙中山个人宣誓效忠，黄兴对此坚决反对，并不因孙中山是领袖而盲目服从。又如彭德怀，他与毛泽东同为湘潭人，他长期在毛泽东领导下从事军事斗争，他也非常佩服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艺术，但他仍保持着自己独立不羁的性格。据说他直到延安时期的后期仍称毛泽东为“老毛”，是党内高级干部中改口称“毛主席”的最后一位。庐山会议他向毛泽东上书，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以致最终被定性为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正是作为深受湖湘文化浸染的两位湖南巨人“独立根性”精神的一次深刻体现。两人所持的观点主张的内容完全对立不能相容，两人所表现出的精神气质却是一致的。还有曾国藩“屡败屡战”、“扎硬寨”、“打死仗”，郭嵩焘不顾被人攻讦为“辱国”而慨然出任近代中国第一任驻外大使，左宗棠独排众议以七十岁高龄率兵远赴天山，毛泽东热心留法勤工俭学活动自己却不赶热潮留在国内投身现实斗争等等，都是这种精神风气极好的例子。
湖湘文化中的这种“独立根性”当然是由来有自的，杨毓麟虽将其追溯到北宋周敦颐，其实还应远往前溯。
冯友兰曾对荆楚人的“独立精神”有过一番议论。他说楚人“有极新之思想”、“不受周之文化之拘束”，并举屈原为例，说明这是一种文化精神的独立性。荆楚文化中的这种“独立根性”，并不仅仅体现在屈原这样的文化精英身上，而是处处可见的。荆楚人并不在乎别人称其为“蛮夷”，反而宣称“我蛮夷也”，表示了对中原王朝的蔑视，显示了强烈的自我意识和独立精神；楚人敢于自己称王而不待周王朝的封号，更是自我意识的强烈表现。而楚人这种自我意识强烈的“独立根性”，无疑受到了湖湘大地远古聚居之“九黎”、“三苗”精神的浸润和影响。楚国之地，本是蚩尤遗族三苗部族长期生活居住过的地区；春秋战国之际，三苗的后裔“荆蛮”、“苗蛮”也生活在这一块土地上。当屈原遭受流放，来到沅湘之间的这块土地上时，当地的土著仍是“苗蛮”等三苗后裔。楚人既与“九黎”、“三苗”有如此密切的关系，“九黎”、“三苗”的文化精神对楚人有着影响就是非常自然的事。“九黎”、“三苗”的这种“独立根性”文化精神，不仅影响了楚人，而且通过楚人的影响，在湖湘这块热土上代代传承，经历数千年的漫长岁月而至今不息。从周敦颐、王夫之、魏源、曾国藩、左宗棠、王闿运，直到毛泽东等等，他们这些湘人的行事、性格中无不深深浸染着这种“独立根性”精神。这种精神是湖湘文化中的一大宝贵精神财富，是应该不断发扬光大的。
本文资料来源于聂荣华、万里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湖湘文化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