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湖南人的精神）
3．关注现实、体用结合的经世学风
所谓经世济用，又称通经致用，即理论与实践结合以经邦济世，这是中国儒家的一种优良学风，湖湘文化更是具有经世致用的突出特征。有学者认为经世致用是中国传统学术的基本精神，不能将它视为湖湘文化精神特点，王兴国先生对此曾有辨析，他说：“诚然经世致用是中国传统学术的重要特征之一，但是它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的表现是有程度不同之区别的。例如清代汉学盛行时，在某些省份经世致用思想是不被重视的，但是在湖南却是始终一贯的，到了近代则在全国处于领先的地位。”湖湘文化中经世致用的学风，可以上溯到先秦汉唐时代。战国的屈原，西汉的贾谊，其学问文章与治国安邦的抱负、忧国忧民的心怀、理想的追求实践浑然一体，他们是湖湘文化中经世济用学风的先行者。东汉的蔡伦发明了造纸，泽被后世；三国的蒋琬，以实干精神而为诸葛亮赏识；唐代的柳宗元、刘禹锡学问高文章好，忧国忧民振时济世，力倡改革遭受贬谪也不改初衷，他们推动了经世致用学风在湖湘文化中的发展。
到了宋代，随着湖湘学派的创立，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学风正式形成，并在后世不断发扬光大。宋代湖湘学派开山者胡安国苦治《春秋》数十年，其目的是“康济时艰”；胡宏兄弟继承其父家风，主张从事学术的目的是“明体”以致用，而“致用”就是要“致”现实的政治、经济即治国安邦得民的大“用”；稍后的张栻更是把“传道以济斯民”作为宗旨贯穿于岳麓书院整个教学活动中。在这种学风的影响下，湖湘学派培养出来的人才，都是具有实干精神的人物，如吴猎、赵方、彭龟年、游九言、游九功等人，他们或成为经邦济世的能员大吏，或成为卫国杀敌的良将英才。
南宋以后，湖湘文化经世致用学风得到进一步发展。明代王阳明心学陷入空疏一路，但王学在湖南的传播却有浓厚的经世济用的特点。张元汴等王门学者在湖南讲学，注重经世致用，反对空谈，倡导躬行实践，这都与正宗的王门心学有较大的距离。清初湖湘文化讲究实学，王夫之是代表人物，他的理论追求和济世实践，正是经世济用的最好范例。清中叶乾嘉时代考据学盛行，学者们钻入故纸堆而把社会现实问题置于一边，湖南的汉学家虽也讲考据，但他们却能注意将考据研习经史与通晓时务结合起来。如王文清治汉学不囿于经史训诂而是兼及礼、乐、兵、农等有关国计民生的实学，以使学生能通经致用。陶澍不仅是一位推行政治经济改革的名臣，也是一位倡导经世致用的大学者。他与魏源、贺长龄等人一起身体力行，不仅在盐政、河政、漕运的改革方面有很大的成绩，还形成了一个影响很大的经世学派，对后来的湖湘文化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政治危机和民族危机一步步加深，这促使了湖湘文化中经世致用学风的蓬勃发展。以曾国藩为代表的经世学派是陶澍倡导的经世致用学风的积极践行者，曾国藩在桐城派提出的“义理、考据、辞章”的基础上，加上“经济”二字，将“经济”与义理、考据、辞章并列，在理论上将经世致用的主张提高了一步。又如左宗棠。他在青年时代就十分重视经世之学，特别注重以下两个方面的学问：其一是地理学。左宗棠在道光十九年（1839）撰写了《舆地图说》一书，于山川、道里、疆域沿革和历代兵事莫不悉心研究探讨。其二是农学。左氏曾买田湘阴东乡柳庄，在此他不仅精研近人有关著述，且以古农法耕柳庄之田，在湘阴首倡种茶之风。正是由于左宗棠在青年时代就十分重视经世之学，才奠定了他日后的经世功业。
在经世致用学风的熏陶下，除了陶澍、魏源、曾国藩、左宗棠等人之外，近代以降湖南还产生了一大批经邦济世的人物，他们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学、学术等方面都有不俗的表现，为世人所称道。这种学风还直接影响了近代湖南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到了20世纪初叶，这种学风又为杨昌济等学者继承发扬，并对毛泽东、蔡和森等新一代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本文资料来源于聂荣华、万里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湖湘文化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