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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伟然:湘江与湖南文化的N个侧面

作者: igone作者文集相关文章阅读/评论:1871/0   日期:2015年3月31日

张伟然:湘江与湖南文化的N个侧面

 

岳麓书院

一条湘江水 两种湖南人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可是,同一条湘江,在古代和近代养出了几乎完全不同的两种人。清中叶以前,湖南人在国史上留下精彩记录的并不多。用湖南人自己的话说:“碌碌无所轻重于天下,亦几不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杨毓麟)。然而到了近代,湖南人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精神面貌。在剿灭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扎硬寨,打死仗,打脱牙齿和血吞”的湘军将帅打出总督14人,巡抚13位。此后每一波社会风潮,都有湖南人挺立潮头,“手把红旗旗不湿”。先师谭其骧院士就注意到:“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而到了共和国开国,湖南人的表现更加卓异。1955年授军衔时,十大元帅湖南人占3位,十名大将湖南人占6位,57名上将湖南人占19位。再加上各行各业的重要人物,种种盛况,更是让其他省区难以企及。

  这样一个古今对比,让一些研究湖湘文化的学者伤透了脑筋。同一方水土,为何到了近代出现如此的转变?如果说自然环境对于人文的影响是“人杰地灵”,为何在悠长的古代那方水土如漫漫长夜,偶尔才惊现星光点点;而到了近代却风起云涌,气象万千,璀璨群星映天际,一代风流看湖湘。莫非,一方水土对先民的滋润和养育果真有所谓“气数”在?

  从科学角度讨论,应该说,所谓“气数”其实是某种发展契机。纵观千古,湘江流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确实存在着不同的发展趋势。大而言之,可谓一波三折。其背后原因,则与湘江交通形势的变化深有关系。

 

 

岳阳楼

 

交通与气运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毛泽东的词句很诗意地描写了湘江的流向。作为长江中游右岸支流,它有两个突出特征。

  一是其流域足够广阔。特别是在它左侧,资水流域较为狭窄,且资水中上游与湘江中游的横向交通非常方便,较之与资水下游更为方便。这就使得资水流域的经济文化与湘江流域密不可分,等于扩张了湘江流域的容量。这样的容量足以成为一个空间单元,孕育出自成特色的地域文化。

  二是在湘江下游和长江之间,汪着一个洞庭湖。它吸纳湘、资、沅、澧四水,“枯水一线,汛期一片”,极大地强化了湘资流域的地域完整性。

  早在秦代,湘资流域就单独设置了一个长沙郡,表明已意识到了这一地域单元的存在。东晋时(307)此地设为“湘州”。中唐以后,此地又属于“湖南观察使”,从此出现了“湖南”的地名。逶迤至清代,与沅澧流域共设为湖南一省。

  影响湘江流域发展运势的是它的走向。自古以来,它就是沟通珠江、长江两大水系的孔道。正是这一点,导致湘江流域的发展出现了波折。

  波折来源于全国总体的交通形势。在中国历史上,一般来说,连接首都和主要外贸港口的交通线路特别重要,它基本上就是当时最重要的经济文化大动脉。秦汉时期,一方面首都位于关中,另一方面外贸港口以北部湾为主,湘江流域正处在这两点之间最短的连线上,交通地位十分重要。

  能够说明这一点的是秦始皇、汉武帝两次经略岭南的行军路线。秦始皇征岭南时,兵分五路,其中四道在今湖南,三道经由湘水。这三道是:溯耒水而过骑田岭一道(大致沿今京广线),溯潇水而至今广西贺州一道,溯湘江上源至漓水一道(另两道分别取道于沅水和江西的赣水)。为了通粮道,还在湘、漓二水上源特地开凿灵渠,以沟通长江、珠江两大水系,这在当时是绝不多见的位于南方的交通工程。其后汉武帝攻南越,行军部署与此如出一辙。湘江作为其时南北交通孔道的意义不待赘言。

  占据如此的交通优势,其时湘江流域的经济文化发展可谓蒸蒸日上。自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南方的经济文化水平较之北方大为落后。是一次次的北方人口大南迁,促进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从而到唐代以后实现了全国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目前学界习知的北方人口大南迁有三次:两晋之交的永嘉南渡,中唐安史之乱,两宋之交的靖康南渡。这三次的迁入地均以长江下游地区为主。事实上,在此之前,两汉之交也有一次北方人口的南迁浪潮,其分布主要在湘江流域。

  与移民的南迁相呼应,东汉有不少史称“循吏”的地方官在南方推行教化,传播儒家文化理念。今湖南,特别是湘江流域的循吏之多,十分引人注目。先是有卫飒,任桂阳郡(治所在今郴州市)太守。由于当地风俗与蛮夷相近,“不知礼则”;卫飒到任后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兴办学校(“修庠序之教”),二是改变当地不合儒家理念的婚俗(“设婚姻之礼”),很快就取得了移风易俗的效果。卫飒之后,又有茨充、许荆、栾巴先后为桂阳太守,对这两个方面都很注意。这是湖南洗脱蛮风的开始。

  尽管当时湘江流域的文化发展水平很有限,但势头是可喜的。

  可惜这一势头到了魏晋以后急转直下。一方面是外贸港东移,岭南的港口东移到以广州为主,东部沿海也陆续兴起了一些外贸港口;同时,国内的政治重心也不断东移。东吴、南朝均偏安于建康(今南京);隋唐首都在长安,北宋定都开封,元代以后东移至今北京。隋代又开凿了大运河。这一形势使得首都与外贸港之间最便捷的连线,亦即全国最重要的经济文化动脉长期稳定于东部。翻过南岭的交通线路虽有四道在今湖南,江西仅一道,可是江西这一道的重要性远远超过湖南四道。

  在这样的态势中,湘江流域就眼睁睁看着东边原本落后的江西从南朝以后迅速崛起,宋代极盛时且成为全国最发达的所在。唐宋古文八大家,唐代韩愈、柳宗元两位都是北方人;宋代六家,全在南方。宋代这六位中,四川三苏,其实是一家子,多少有点裙带成分;而江西欧阳修、曾巩、王安石三家,个个都是实打实的。即此已可见当时江西文运之旺。

  而湘江流域,却渐次沦为当时人眼中的文化边疆。中唐以后诗圣杜甫避地湖南,目睹湘江清澈幽深、四下却空旷无人,情不自禁地发出了“湖南清绝地,万古一长嗟”的感叹。另一位徐安贞的感觉更离奇。徐安贞流落到衡山的寺庙里,无法北归;碰巧他的老相识、书法家李邕到南岳游览,这才把他带回去。走到长沙,他无限感慨,说:“潇湘逢故人,若幽谷之睹太阳!不然,委顿岩穴矣!”湘江流域而如此荒远,恐怕是秦汉时人不曾梦见过的。

  等到这一局面有所改变,已经是明代开通滇、黔以后。云南、贵州往来中原都要取道湖南,由此湖南的地位大为上升。这一形势本来直接繁荣的是沅水流域的锁钥常德,但由于它提振人气,湘江流域也跟着受惠。湖南到清中叶以后人才辈出,云蒸霞蔚,就其社会经济基础来说,从明初以降就已经在积累了。要是没有这样的社会基础,当太平天国席卷长江中下游,清朝内忧外患、四面楚歌之时,湖南不可能以一省之力,挽狂澜于既倒,终至为清王朝芟平大难,创造出一个中兴的局面。

 

楚学离中原而独行

  湘军的作风艰苦朴素,干菜饭,粗布衣,有如通常所谓的“叫化兵”。但这是一支有战斗力的队伍。

  这种战斗力来自其强大的精神力量。而这精神力量,又源于湘军将帅的学问。

  湘军的一大特点是书生带兵,将帅们闲暇时不忘研讨学问。罗泽南临死还书写了一个警句:“乱极时站得定,才是有用之学。”颇可以反映当时湖南士人的问学旨趣。

  1916年著名湘籍文人王闿运去世后,同乡熊希龄曾撰有一副挽联,上联写的是:“楚学离中原而独行,读《湘绮全书》,直接三闾大夫,船山遗老。”这句话流传很广,高度概括了湖南的文化风气。

  所谓三闾大夫,指屈原。屈原忠君爱国,“哀民生之多艰”,深刻地影响了湖湘间读书人的精神气质。船山遗老指王夫之,他的学问现在被认为与顾炎武、黄宗羲齐名,号称清初三大家。但这一地位其实是到了清末才有的。在湘军成功以后,他的学问和主张才渐次光大。

  特别有意思的是“楚学离中原而独行”一句。其中大意主要是想表明湖南的学问自成风格,讲求的是宋儒的心性之学。所谓“中原”并不是指地域上的中原,而是指清代学术主流。熟悉学术史的人都知道,清代的主流学问是汉学,其兴盛之地并不在中原,而是在江南。一部清代学术史,几乎就是一部江南的学术史。

  熊希龄采用了一个非常诗意的表达。换用平常语言,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有一个总结:“清儒考证之学,盛起于吴皖,而流行于全国,独湖湘之间被其风最稀。”对此,湖南人自己当然也不乏清醒认识。早在清季,郭嵩焘便写道:“乾嘉之际,经师辈出,风动天下,而湖以南暗然,无知郑、许《说文》之学者。”也就是说,湖南在清代没有受到多少主流学术的影响。

  这样,问题就变得非常有意思。当一种学术思潮风动天下,而湖湘之间居然未受影响。这是怎么做到的?

  推究起来,这其实与湘江的水系结构深有关系。上文已述,在湘江和长江之间,隔着一个洞庭湖。

  说起洞庭湖,人们一般总会诗意地想起“八百里洞庭”“烟波浩淼”等一干词藻,把它想象得很美;甚至还会吟诵起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涌起一股崇高的人文情怀。可是,在传统的水运技术条件下,它严重地阻碍交通,曾让多少出行的湖南人望而却步。

  早在晋代,中原人就注意到洞庭湖对于交通的阻塞作用。之后历代均有人对此发过牢骚。虽然有些是出之以诗的形式,如“三湘漂寓若流萍,万里湘乡隔洞庭”(唐人方干句)之类。对此最恨的当数明代的湖南士子。由于要到湖北武昌去应乡试(考举人),洞庭湖的存在,给他们造成了极大的苦恼。

  清初两湖分省时,“分闱”(湖南单独举行乡试)当然是湖南士子的重要诉求。从地方官吁请分闱的一份奏折,可以看到此前湖南士子到武昌去应试有多少麻烦。他写道:“洞庭之水,自夏初至秋,盖巨浸汪洋,绵亘数百里,狂风恶浪,发作不常。每当大比之年,贫寒士子,或十数人、或数人敛费僦舟,冲涛而往,一舟覆溺则所损者多人,一番沦波则各郡县引以为戒。于是湖南士子畏怯不前,有终身未见场屋者。”

  几番上奏之后,连雍正皇帝都感到于心不忍。为此在雍正元年给礼部下了一道谕旨:“湖南士子赴湖北乡试,必经由洞庭湖。湖水浩瀚无涯,波涛不测。六七月间风浪尤险,间有覆溺之患。朕心甚为恻然。或至士子畏避险远,裹足不前,又非朕广育人材之意。”这才决定让湖南、北分闱。

  地方官受利益驱动的诉求往往都不免言过其实。但上述为吁请分闱而描述的湖南士子前往武昌赶考的苦楚,应基本上属实。百余年后,同治《桂东县志》在夸耀当地文教事业的进步时得意地宣称:“往岁阻洞庭,乡试不上十人,分闱后争自劝学,登甲乙者不绝。”可见洞庭湖让应试士子望而生畏确实有那么回事。

  湖南湖北分闱,湘籍士子不必远涉重湖就能应乡试,总体上应该讲是件好事,有利于湖南的文化发展。但刀无两头利,这中间也不无负作用。那就是让一些士子不再有走出湘江流域的需求,从某种意义上强化了湘江流域的封闭。

  代考据学风行天下,三湘四水间未受到影响,形成“楚学离中原而独行”的局面,不能说与其较为封闭的地理环境毫无关系。

 

顽固守旧与开风气之先

  湘军的成就极大地激励了湖湘后辈的人生理想。尤其湘军主帅、谥号“文正”的曾国藩,更是被一代又一代的湘籍士子奉为人生楷模。毛泽东年少时对曾国藩尊崇有加,曾说过一句广为人知的话:“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很多人注意到近代一些著名的新派人物出自湖南。与此同时,湖南也有很多著名的守旧人物,而且,守旧得很顽固。思想史学者蔡尚思先生曾注意到:“戊戌运动,极端维新派的谭嗣同、樊锥、熊希龄、唐才常等,和极端守旧派的王先谦、叶德辉、曾廉等,皆是湖南人;辛亥起义,湖南首先响应,而头一个为满清殉节的将官黄忠浩,也是湖南人;洪宪称帝,最拥护帝制的筹安会领袖杨度,和最反对帝制的讨袁军领袖蔡锷,也同是湖南人。”

  蔡先生的这一归纳并非他个人独到的发现。早在清末,“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湘人谭嗣同就曾沉痛地写道:“中国沿元明之制,号十八行省,而湖南独以疾恶洋务名于地球……然闻世之称精解洋务,又必曰湘阴郭筠仙侍郎、湘乡曾劼刚侍郎,虽西国亦云然。”谭氏仅以洋务立论,显然,所谓“疾恶洋务”即顽固守旧,而“精解洋务”则可谓开风气之先。郭筠仙即郭嵩焘,曾劼刚为曾国藩长子曾纪泽。这两位都是清末著名的外交家,出使期间均深得国际社会好评。

  何以这两个极端的思想能荟萃于湖湘?这同样是自然、社会环境的封闭而造成的结果。

  一般来说,环境封闭,信息较为滞后,其中流行的思想观念,必然有不少是较为陈旧的。偏偏湖南民风倔强,很容易安于故常。因此,如果一个湖南人很少与外界交流,或虽与外界交流而不认可、不接受外面的思想,其观念就会趋于守旧。以湖南人的倔脾气,守起旧来,那就不是一般的守旧,而会守得很彻底,很顽固。

  近代以来,不少人对于湖南的守旧恨得真是牙根发痒。谭嗣同在与友人的书信中说:“三十年来,湘人以守旧闭化名天下。”梁启超也在戊戌维新前与朋友谈到湖南时说:“守旧之坚亦过于他省。”这一点,自进入信息化时代以来,应该说已经改变了很多。

  关键是怎样接收和转化新的信息。当一个人走出封闭环境,接触到外部世界的刺激,如果他理性对待,意识到不能不有所调整,那么,他就会逐渐有所改变。以湖南人的脾气,如果具备这样一个态度,他就会走到最前列。近代那些开风气之先的湖湘人,差不多都受到了这样一种心理驱动。

  无疑,一个人具有怎样的态度,与其受到的刺激密切相关。在传统时代,湖湘人要受到新的文化刺激,最干脆的一个做法就是走出湖湘,即所谓“出湖”。

  著名湘籍史学家陈旭麓曾在一篇文章里写道:“童年,常听长辈说某某‘出湖’了,那是说他有了出息,出了头。但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叫‘出湖’,词源何来?过了许多年,才知道‘湖’是指洞庭,‘出湖’就是出洞庭湖。‘洞庭波送一僧来’,八指头陀出了湖;《洞庭湖》杂志创刊,湘籍留日学生出了湖。湖南的名山胜水,就是这样鼓舞着她的儿女前进。”

  陈先生1918年生人,他的童年应该指上世纪20年代。从他所举的事例来看,“出湖”的观念是从前清一直传下来的。有理由相信这一观念在湖湘早已存在了很久。陈先生用他的豪迈和深情,抒发出湖南的名山胜水激励湖湘儿女前进的一面,可是读下来也不难想象,那份豪迈背后又藏着多少无奈、多少苦楚。

  如今,技术日新月异,社会滚滚向前,“出湖”早已不是问题。令人忧虑的倒是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地域文化该如何传承。相信山水有灵,湖湘间的自然景观和人文传统,仍将一如既往地对湖湘儿女产生深远影响。

 

(《新湘评论》2015年第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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