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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浪之水》与当代湖湘文化

作者: liusan作者文集相关文章阅读/评论:3809/0   日期:2007年9月22日

《沧浪之水》与当代湖湘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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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近代以来,湖湘人始终在中国政治、文化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这是众所周知的,也是已经为历史所证明的,这反映了湖湘文化的魅力与独特价值。可是到了今天,湖湘文化是否仍将长久地保持其古典的传统魅力与永恒价值呢?湖湘人的文化性格,具体来说,它的固有的,被作为人文传统所继承和延续下来的生存智慧及其行为、思维、情感、心理特征,特别是它在政治、文化实践中的高效性,是否已经或者将会受到严峻的考验呢?湖湘精英们是否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意识到事实上正在无情而冷酷地逼近的文化危机呢?

  面对这一连串的疑问,笔者认为全面地、正确地、辩证地、深刻地认识自身,认识哺育、培养、造就了自身的湖湘文化传统,关注湖湘文化现实,应当是一个非常紧迫的课题。可喜的是,近年来我省有一批作家正在做这样的努力。从他们的作品可以读出湖湘文化的谜底。新近问世并获好评的《沧浪之水》,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人  事

  《沧浪之水》所描写的主要对象是湘人湘事。这里涉及了两代人,池永旭、马垂章、晏之鹤等是老一辈人,池大为、丁小槐、董柳等是新一辈人,描写的重点是后者,涉及了两个群体,即精英人物———均是知识分子出身,和一般民众———大都文化素质不高,描写的重点是前者。涉及了两种人生态度,即坚守或者放弃传统的人文立场,描写了从前者到后者的“转型”过程。作品的立意是对“转型”的困惑,包括承认其“合理性”,但又不无疑虑和隐忧,现在我们不忙于对人对事做出仓促的价值评判,而是首先从中探寻一下。在这些人事问题背后有怎样的湖湘文化。

  作品中的“一号人物”是池大为。这本书所写的,实际上就是他的一段生命过程,宗旨是求生存,求发展,涉及了挣扎、“觉醒”、奋斗、成功,以及贯穿这些过程始终的内心矛盾与痛苦,展现了他的生活史与心灵史。把池大为看作是现在年轻一代湖湘人的“典型性格”的活标本,我以为是可以的。问题不在于他身居何处:官场、商场、文场或其他的什么场,关键是他的所作所为的方式,以及在这背后的他的思想、精神、道德、心理状况及其性格形态,均具代表性与普遍性。

  池大为的父亲池永旭是一个饱受磨难的传统知识分子,很本份,讲操守,重人格。池大为继承了这中间的大部分东西,但又有自己的盘算。恐怕其中最重要的两点是:一,他要“做个好人”;二,但是一定要“合算”。

  他比他的父亲更务实。但与他的父亲一样,他是没有激情,没有真正远大的目标的。尽管他觉得自己的“心中充满了放眼天下的激情”,“人应该追求意义,意义比生活更重要,不然怎么还叫做人呢?”但这更多的是出自年轻人的一种狂热,内质比较虚幻,只是一种“精神上”和“心灵上的优越”。当这种“优越”在他看来并不“合算”的时候,他当然就会放弃。一旦放弃了,他的生存处境就立即会有一个根本性的、巨大的改观。有那么多现成的、活生生的例子就摆在他的眼皮子底下,那么一点点虚幻的“优越”感还值什么钱呢?于是他终于认定:“人不能不变,不能沉浸在一种幻象中不可自拔。”这就是他比他的父亲更务实的地方,也是他始终只真正重视“个体生存”。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要“做个好人”的理想。所以,无论是在挣扎期、“觉醒”期、奋斗期还是成功以后,他都尽量不干坏事,至少不行大恶,这是典型的湖湘人的行为特点。

  作为湖湘人,当代湖湘人,池大为(从他父亲开始)从来没有在自己的生命基因中,种下“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类慷慨悲壮的人文性格的种子,因此也就不可能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硬骨头精神,连“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不能做得很完全。湖湘人在中国近、现代时期那种“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狂飚突进气概,基本上已经被他所抛弃,充其量也就只是热衷于、娴熟于“在不完全的现世中寻找一点美与和谐”的“生活之艺术”而已。因此,尽管他始终良知未泯,良心尚在,他却养成了侏儒的心态,侏儒的性格,对小事格外敏感,特别患得患失,看似自尊,实则自贱。


情  理

  在《沧浪之水》中,几乎所有的湘人,无论男女,都很要强、倔犟、柔韧。要强主要是不甘居人下,想做人上人,努力往上爬;倔犟主要是不服输,不回头,不放弃既定目标(主要是现实生活目标)的追求;柔韧主要是识时务,肯变通,能屈能伸,深谙做“俊杰”、“大丈夫”的诀窍。我们没有看到一个真正珍惜自己的人格或者性情刚烈、宁折不弯的人,这使我想起多年前我省一部优秀的电视连续剧《城里人·乡下人·外国人》。该剧塑造了一位足以体现当代湖湘人正面性格的年轻姑娘,她的名字叫小草,性格特质也近于小草,即生命力非常强韧,外柔内刚,坚毅不拔。剧作者将这种小草性格进行了升华,曰“龙的精神”,其核心内涵,该剧的文学顾问康健民先生解说为“宁弯不折”,我以为精彩极了:不但反“宁折不弯”的中华民族传统性格而为之,有很强的现代文化气息和时代特征,而且极其精确地提炼出了当代湖湘人文化性格的真髓,是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一个概括。现在以之与《沧浪之水》中湘人们共同的性格特征相比照,你会发现,二者之间的性格形态依旧,但内质却变了:仍然很强韧,很坚毅不拔,很柔,但不再刚,特别是刚正不阿的刚,也就是说,不再有煌煌大气,凛凛正气,不再有崇高的目标,远大的理想,雄伟的抱负,宏阔的气度。过去是大象,现在是蚂蚁,其中还有少量的蛆虫。依然是那样的从容不迫,沉静温和,但过去是在草野山林之中胜似闲庭信步,而现在却是在淤泥或粪土中蠢蠢蠕动。这是何其巨大的一个变化!湖湘人到底怎么啦?

  证之以当前湖湘的社会现实,至少有些人所共见的恶俗现象是相当令人触目惊心的。人心浮躁,言行孟浪。

  皆因物欲膨胀之故。这一点,在《沧浪之水》中可以得到有力的印证。池大为在其“天下千秋”情结尚有几分真实性的时候,是关心民众,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的。也曾经做过真实的努力,尽管力度不大,甚至很微薄,但毕竟努力了。变化发生在个人及家庭的窘境使他痛心疾首之后。此后基本上面目全非,判若两人。过去斥之为“猪人”、“狗人”、“小人”的行径,居然也能够坦坦然极其熟练地去做了。尽管内心不得安宁,但最后总是能自我宽解。情的异化,理的扭曲,也许可以作为其精神畸变的两个最基本最浅近的解释。

  情变缘于理变。变之前,池大为坚信的是:“道理就是道理,谁讲它还是道理。”变之后,他相信的则是:“垮台了就没有理了”,“权和钱,这是世界的主宰,是怎么也绕不过去的硬道理”;“世界变了,道理也换了一种讲法,得到了就是胜利者,而且是最后的胜利者。”

    学  问

  在《沧浪之水》中,要么讲邪理,要么不讲理,实乃湘人行为中之最为突出的文化特征。乍一看,池大为与刘跃进还是讲过一些正理的,然而这只不过是假象,或极短暂的现象。因为他们之讲正理,大抵不过有两种情况:一是边讲边自我怀疑乃至自我否定;二是其所讲之正理总是在对方所讲之邪理面前大败亏输。而更为令人惊骇的是:这些由形形色色的湘人之口所讲出来的种种邪理,俨然已经形成了一个内容丰富、逻辑严密、无所不包而又脉络清晰的庞大体系,是足以作为一门最新的“学问”,奉献于当代中国人的面前。当然,这是特殊的“学问”,我称之为“湖湘厚黑学”。《沧浪之水》向我们揭露了这样一个残酷的真相:“厚黑学”业已实实在在地社会化、民间化了,它决不再仅仅只是书市中触目可见的罂粟花,或极少数品行不端者床头枕边的教科书,而是已经相当深入地普及到了属于社会各个不同阶层的人群当中。并仍然每时每刻地在继续蔓延着。这是湖湘现象,至少我们目前暂时可以这样断定。因为,最直接也最简单的证据是:在全国范围内,以此而写出了人心普遍沉沦、人性普遍堕落的,《沧浪之水》是到目前为止仅见的一部长篇小说。这一则当然应该归功于作家阎真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和敏锐的艺术触觉,二则肯定也是由于在我们的生活中这种现象业已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之故。

  上述湖湘文化现象,并未反映出《沦浪之水》中所反映出来的湖湘文化的全部,而从《沧浪之水》中所反映出来的湖湘文化,同样也不可能反映出当代生活中湖湘文化的全部,哪怕只是概括性地反映出其基本面貌,也不可能。作家阎真的本意,笔者理解,只是想借着反映出一部分生活真实的努力,来对当前某些负面的社会现象与文化现象,表示自己的困惑,提出自己的质疑,借以警醒世人,引起疗救的注意,与当年鲁迅表现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深广忧愤,是出自同样一种积极的动机。笔者为文,亦是这种意图:作为湘人,我们当然都以湖湘文化为荣,唯其如此,拳拳此心,相信会得到理解。

作    者:钟友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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