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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及其影响下的精英人物<一>

作者: liusan作者文集相关文章阅读/评论:3240/0   日期:2008年5月25日

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及其影响下的精英人物<一>、精英文化


万 里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湖南 长沙 410003)    
转载于《长沙理工大学学报》2004年9月
    
    摘要:湖湘文化包括两个层面的内涵,从广义来看,是指自古以来陆续生息在湖南的各族人民在长期历史过程中所创造形成的具有独特个性之民风、民俗、社会意识、科学文化乃至物质文化等的总和;从狭义上看,则是指在此基础上所发展和积淀起来的文化精神。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来源于湖湘大地民族文化、学术思想及社会阶级(阶层)分野三个层面的六个子系统。这些层面系统具有的文化特质使湖湘文化构成了一个多层次、多侧面、复杂矛盾、优劣共生的复合体。王夫之、曾国藩、毛泽东是这一地域文化精神特质所熏陶孕育的精英人物。
    关键词:湖湘文化,精神特质,王夫之,曾国藩,毛泽东
    
    The Spiritual Characters of Hunan Culture
    and the Elite under its Influence
    Wan Li
    (social sciences academy of Hunan, philosophy research institute, Hunan, Changsha, 410003, China)
    Abstract: The culture of Hunan contents two aspects. From the wide aspect, it refers to the sum total of unique folk custom, social consciousness, science culture, or even material culture which are invented by people of all kinds of nations in Hunan in long historical period from the ancient times; from the narrow aspect, it refers to the cultural spirit which are developed and accumulated by the people. The spiritual characters of Hunan culture come from six branch systems which belong to Hunan national culture, academic thoughts and social stratum. The cultural characters which are contented by these systems formed Hunan culture into a compound matter of multi-layers, multi-sides, complex contradiction and the intergrowth of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Wang Fuzhi, Zeng Guofan and Mao Zedong are the elite who were nurtured in such cultural spiritual characters.
    Key Words: Hunan Culture Spiritual Characters Wang Fuzhi Zeng Guofan Mao Zedong
    ——————————————————
    〔作者简介〕万里(1951-),男,辽宁复县(今瓦房店市)人,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民俗宗教文化、湖湘文化等方面的研究。
    
    湖湘文化是近些年来学术界关注得比较多的一个领域。这种关注不仅仅限于有着乡土情怀的湘籍学者,也引起了全国各地学者的普遍兴趣,其原因便在于,近代以来,湖湘文化尤其是湖湘人物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一种文化要对一种社会历史产生影响,当然主要得益于这种文化的精神特质而非物质文明。因而,在关于湖湘文化的讨论中,探讨得最多的是便是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究竟是什么。
    
    一
    鉴于学术界对“湖湘文化”内涵及外延是什么、有多广,亦即究竟什么是“湖湘文化”,还有着诸多的分歧意见,因而,要讨论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就必须首先对“湖湘文化”给出一个定义,划出一个可供讨论的范围。
    大致而言,学术界关于“湖湘文化”主要有如下几种认识:
    其一,认为湖湘文化指的是一种地域文化。从源头上看,它起源于战国时期的楚文化,湖湘文化仅仅只是楚文化的一个子系统,而近代湖湘文化又是在古代湖湘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其二,认为湖湘文化是一种思想文化或者精神文化。它最古老的源头肇始于先秦时期流放到湖南沅湘地区并在汨罗投江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此后直至唐代,这种精神或者思想文化的薪火在湖南几乎找不到明显的著名传承者,直到北宋的周敦颐才以其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将其发扬光大,随后便绵延不绝。
    其三,有些学者将湖湘文化等同于南宋时期的湖湘学派,并以此作为湖湘文化的源头甚至等同于湖湘文化。
    其四,部分学者认为湖湘文化源于湖南创建于宋代的岳麓书院,将湖湘文化等同于书院文化及其培养的少数文人学者的精英文化。
    其五,也有学者从地域文化的视角提出了湖湘文化肇源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炎黄时代。这种观点的提出,基于部分学者的乡土情怀,而将炎帝乃至舜帝等视之为湖南的乡土人物或者流寓到湖南以后对湖湘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历史人物。
    第一种观点传播最广、影响最大并且几乎成为学术界定论,尤其是湖北学者始终坚持这一观点进而质疑是否真正存在着一种有别或者独立于“荆楚文化”的湖湘文化,它使得湖湘文化至今还在“楚文化”的阴影下挣扎。如果说湖湘文化仅仅是楚文化的一个子系统并与其有着同一性,那么当屈原从位于湖北的楚都流放到湖湘大地(具体在沅湘流域,而湘西、湘南的远古文化又与沅湘流域文化有着巨大的差异,更不用说与以湖北为中心的楚文化差异更大了)之后,他所面对乃至在其笔下流淌出来的湖湘文化怎么会展现出如此奇异瑰丽的景色,并使他产生出如此多的创作灵感?实际上,屈原所面对的是一种以前从未接触过的几乎全新的异质地域文化。此说并非笔者杜撰,而是有着文献学的证据。东汉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论述屈原作《九歌》之原因时就特别指出了屈赋与湖湘特定地域文化之关系。他说:“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夫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讽谏。”证明“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民间社会文化确实与以湖北为中心的所谓“楚文化”有着巨大而且明显的差异,才会激发出“窜夫其域”之屈原的“愁思沸郁”而“因为作《九歌》之曲”。事实上,这种地域文化保留着更为原始、更脱离“世俗”、更远离“庙堂”、更具有“天人合一”、“人神交感”乃至震撼灵魂、拷问灵魂的精神要素和文化因子,沐浴在这种异质文化氛围下的屈原才会获得一种全新的感受从而导致其精神的升华和思想的超越。无论是从文化史、思想史或文学史的角度看,在古代中国,先秦的屈原都是一个惟一,而这个惟一就是特定的人物与特定的文化环境合力作用的产物;要知道,在先秦有着类似于屈原身世、遭遇、感受的人不知有多少,但他们都没有成为“屈原”,其原因就在于他们缺乏这种异质文化环境的浸润和催化。类似的例子还有汉代的贾谊等。完全可以说,没有远在先秦就已经呈现出独特之奇异瑰丽色彩的湖湘文化,就没有今天所能看到之历史上的屈原;而这也恰恰证明了,远在先秦,湖湘大地就形成了一种既有别于(以湖北为中心的)广义之楚文化、更有别于抽象泛义之炎黄文化的异质地域(湖湘大地)及民族(原住民、三苗及其他民族)文化的复合体——湖湘文化。
    第二种观点所强调和着眼的仅仅是文化的精神或者思想层面,这就是肇始于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忧患意识和导源于周敦颐的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认为这是湖湘文化的核心和精髓。试问,既然称之为文化的核心或者精髓,那么必然还有文化的外延或者一般,这些外延或一般的文化又算不算湖湘文化呢?它们对湖湘社会历史及人物是否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作用呢?湖湘文化的丰富内涵怎能仅用“经世致用”就可概括无遗呢?从先秦的屈原到唐宋时期的那么一段长时间的历史空白,湖湘大地是否就成为了“文化沙漠”呢?持此论者显然没有考虑到这一思路显而易见的逻辑缺陷。
    第三、四种观点是从精英文化的角度对湖湘文化的丰富内涵加以简单化、片面化的结果。将文化这样一种包含着人类所创造之实物、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余从社会上学得的能力与习惯之总和的多层面、多元性的极为丰富的复合体,简化成为了片面单一的东西,甚至等同于某个学派的学术思想或者某个书院文人之精英文化。试问,一个漂浮在社会上层的仅有千余年历史之岳麓书院的狭小河床如何能容纳得下有着几千年悠久历史的湖湘文化之奔腾不息的河水?一个仅仅在南宋昙花一现的理学学派及其思想怎么能够代表湖湘大地形形色色的文化?更何况在古代,社会上、下层之间的文化交流互动是否够于密切?精英文化对民间草根文化的影响是否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大、进而能够代表民间草根文化,都还是一个问题。
    第五种观点显然还是文化一元论的产物。因为,湖湘文化之精神乃至物化文明所产生的文化源头不能仅仅止于炎黄二帝,因为如果源头仅仅局限于此,则难以解读出湖湘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相比所独具的特征来。要知道,中原文化比湖湘文化更为直接地受到了炎黄文化的影响,其特征却与湖湘文化有着极大的差异,更遑论与同样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炎黄文化影响的其他地域文化如岭南、吴越、齐鲁、燕赵、八闽、巴蜀等文化的巨大差异。
    以上这些观点,大都仅仅满足于从浩如烟海的考古资料、历史文献、史实、人物事迹中截取一些为己所用的资料片段或者思想因子敷衍成论,所论既显得单薄,又不能不失之偏颇,甚至完全难以成立。
    一般而言,一种文化系统的独立存在说是否能够成立,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并且在事实上获得了某个社会群体的文化认同,而在乡土观念和认祖情怀非常强烈的中国,这种对某一特定文化的认同首先不能不体现在对乡土的认同上,而文化精神则是在对特定地域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抽象升华产生的。从这重意义上看,湖湘文化首先是一种地域乡土文化。华人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是如此,湖南人对湖湘文化的认同也是如此。离开了故土的华人或者湘人,就是靠这种文化精神和乡土记忆来维系着其与故土之间血脉相连的关系。
    湖湘文化源远流长,蕴涵丰富。从广义来看,湖湘文化是指自古以来陆续生息在湖南这块土地上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创造而形成的具有独特个性之民风、民俗、社会意识、科学文化乃至物质文化等的总和;从狭义上说,则是指自古以来湖南的原住民、各个时代的移民及流寓者所共同创造、发展和积淀起来的文化精神。作为一种特定的地域文化,无论是对其进行界定或研究,这两个方面的内涵都是缺一不可的。因而,湖湘文化应该是一个丰富的、多层面的复合体,既包含了意识形态层面的观念文化、精神文化,也包含了物化形态的物质文化和行为文化;既包含了上层社会的主流文化、庙堂文化和精英文化,也包含了世俗的大众文化、草根文化和江湖文化;既包含了最早生息于湖湘大地的原住民及后来陆续迁徙进来的“三苗”、“荆楚”等多民族文化或地域文化,也包含了秦汉以降作为主流文化传入的汉民族文化及中原文化。其中既具有强烈稳固的原生态特质,又有着因应社会时代变迁之流动性、发展性、变异性等衍生特质。正是在这些多元文化因子的持续互动合力作用下,这一地域文化才日益丰富并逐渐定型,形成了特色独具的湖湘文化。如果没有众多的支源,何来湖湘文化的汪洋恣肆、多姿多彩!如果没有特色,这一历史地域文化就不成其为“湖湘文化”。只有从宏大的社会历史文化视野、独具的学术视角和对辩证唯物主义及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自觉运用的基础之上,才能建构获得人们普遍认同的湖湘文化发生、发展与成立史,才能据此把握住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才能进而体味湖湘文化的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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