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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及其影响下的精英人物<三> 

作者: liusan作者文集相关文章阅读/评论:3958/0   日期:2008年6月7日

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及其影响下的精英人物<三> 

万 里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湖南 长沙 410003)    
转载于《长沙理工大学学报》2004年9月

  正如俗语所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特定的人群创造了特定的文化,而特定的文化又熏染孕育出特定的人物。由于社会历史、环境、地位、身份、经历等的诸多不同,在不同的历史人物身上,错综复杂的湖湘文化精神特质之显像亦展现出不同的面貌。这里以三位<五位>湖南人引以为傲的、也可以说是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为例进行简单的分析:

屈原<早期湖湘文化代表>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是浪漫主义诗人的杰出代表。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志士,屈原爱祖国爱人民、坚持真理、宁死不屈的精神和他“可与日月争光”的巍巍人格,千百年来感召和哺育着无数中华儿女,尤其是当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际,这种精神的感召作用就更加明显。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而且他所开创的新诗体——楚辞,突破了《诗经》的表现形式,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为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后人也因此将《楚辞》与《诗经》并称为“风、骚”。“风、骚”是中国诗歌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优良传统的源头。同时,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还影响到汉赋的形成。

屈原是一个热爱祖国的诗人,他在效忠祖国、抵御强敌方面是和楚国人民一致的。虽然他在政治上失败了,但他留下的大批诗歌,却给楚国人民报仇雪耻、恢复祖国的决心以极大的鼓舞。对后来推翻暴秦,复兴楚国起了巨大的作用。历史的发展,不但没有淡化人民对屈原的怀念,反而更扩大了屈原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7个国家的75名著名人士联合发起“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于1953年,在莫斯科举行世界和平大会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决定将屈原列为世界文化名人,号召全世界人民隆重纪念他,屈原的名字,将永远保留在世界人民的心中。当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为了呼应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争取国际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决定由郭沫若、游国恩、郑振铎、文怀沙等人组成“屈原研究小组”,并将屈原的作品整理成集,以白话文的形式出版发行。

在中国历史上,屈原是一位最受人民景仰和热爱的诗人。据《续齐谐记》和《隋书·地理志》载,屈原于农历五月五投江自尽。中国民间五月五端午节包粽子、赛龙舟的习俗就源于人们对屈原的纪念。1953年,屈原还被列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受到世界和平理事会和全世界人民的隆重纪念。

周敦颐

   周敦颐是我国理学的开山祖,他的理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清代学者黄宗羲在他的《宋儒学案》中说道:“孔子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元公之破暗也”。他继承《易传》和部分道家以及道教思想,提出一个简单而有系统的宇宙构成论,说“无极而太极”,“太极”一动一静,产生阴阳万物。“万物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太极图说》)。”圣人又模仿“太极”建立“人极”。“人极”即“诚”,“诚”是“纯粹至善”的“五常之木,百行之源也,是道德的最高境界”。只有通过主静、无欲,才能达到这一境界。在以后的七百多年的学术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所提出的哲学范畴,如无极、太极、阴阳、五行、动静、性命、善恶等,成为后世理学研究的课题。

  周敦颐生前并不为人们所推崇,学术地位也不高。人们只知道他“政事精绝”,宦业“过人”,尤有“山林之志”,胸怀洒脱,有仙风道气。但没有人知道他的理学思想,只有南安通判程太中知道他的理学造诣很深,并将两个儿子——程颢、程赜送到他的门下,后二程均为著名理学家。南宋学者,胡宏对敦颐的理论学加以尊信,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对他评价很高,为他作事状,又为《太极图.易说》、《易通》作了注解。张(木加武字)称他为“道学宗主”,其名声逐渐大起,九江、道州等、南安等地纷纷建濂溪祠纪念他,宁宗赐敦颐谥号为“元”,因此敦颐又被称为“元公”,到理宗时,从祀孔子庙庭,确定了周敦颐的理学开山地位。

  周敦颐性情朴实,自述道:“芋蔬可卒岁,绢布是衣食,饱暖大富贵,康宁无价金,吾乐盖易足,廉名朝暮箴”。他从小信古好义,“以名节自砥砺”。平生不慕钱财,爱谈名理,他认为“君子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他虽在各地作官,但俸禄甚微,即使这样,来到九江时,他还把自的积蓄给了故里宗族。

  周敦颐酷爱雅丽端庄、清幽玉洁的莲花,曾于知南康军时,在府署东侧挖池种莲,名为爱莲池,池宽十余丈,中间有一石台,台上有六角亭,两侧有“之”字桥。他盛夏常漫步池畔,欣赏着缕缕清香、随风飘逸的莲花,口诵《爱莲说》。自此莲池名震遐迩。

  九江的烟水亭最初是由周敦颐修建的,因为亭在湖心,一墩如月,故名“浸月亭”。后不断兴废,取“山头水色薄笼烟”之意境,改名“烟水亭”。清顺治十七年,巡道崔抡奇复修烟水亭建立五贤阁,奉周敦颐为五贤之一。九江市区现在还有濂溪路、濂溪居委会等。

  周敦颐著有《周子全书》行世。濂溪书院是他讲学的讲坛,他的学说对以后理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周敦颐是把世界本原当做哲学问题进行系统讨论的起始者。
 


    先看王夫之。作为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的王夫之,他在全面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提出“六经自我开生面”,无疑是积极进取的。但是,他毕竟是儒家主流文化熏陶下的传统文人,其足迹基本上没有离开华南有限数省之偏僻闭塞地区,“华夷之辩”的世界观和维护正统的坚守点使他始终没有脱离与“庙堂”及大汉民族血肉相连的“六经”,因而又是保守的。他虽然有着“道莫盛于趋变”的思变思想,但这种“变”始终坚守在“天之使人必有君也,莫之为而为之”、“人非不欲自贵,而必有奉以为尊,人之公也”[3]、将传统君主专制政治的天然合理性确定下来之尊君爱国的基础上;他之“事随势迁而法必变”的思想,触及的仅仅只是施政之法的技术性层面,并没有涉及到对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改革的工具性层面,更不要说是对其存在的合理性进行质疑的本质性层面;在他的身上,找不到一点江浙文化所熏陶出诸如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的社会开放性和思想宽容性。而后两者有着更为宽阔的时空视野,其思想中才能有更多的近代思想因子。例如黄宗羲,他认为必须对中国传统的君主独裁政治制度进行全面的改造,建立全新的君、臣(官)、民的关系,制订人人平等的民权法规,建立一个敢于执法、善于执法的高效率的国家行政机构,建立以学校为基地的培养教育人才和监督国家政治行政权力的基地。一言以蔽之,就是分权共治——分权可以制约君主权力的恶性膨胀,共治则可以充分发挥每一个社会阶层之人群对国家、社会的认同感从而调动其参与的积极性,直接对传统的君主集权政治体制提出了质疑和颠覆,这体现在他的《明夷待访录》一书中。这三个伟大的思想家都是极端关心政治的人物,但是他们的政治思想却是如此地本质不同,这显然是不同文化环境所熏陶的结果。就传统文化知识面的博大精深和历史厚重感而言,黄宗羲远不及王夫之;就思想观念的时代变迁性和社会历史视野的近代性而言,则王夫之难以企及黄宗羲。两者都是其所处特定社会历史文化环境的产物。这一文化特征的巨大地域差异,仍然明显地展现在近现代乃至当代之江浙文化与湖湘文化之间。当然,王夫之身上还是体现了湖湘文化精神中积极进取和敢于与时俱变的一面,但是湖湘地域之封闭禁锢以及湖湘文化中之精英文化层面沉淀厚重的忧“君国”之忧的正统观念,却使他所了解和体认之“时”与周围世界大势所趋之“时”判若泾渭,使得他始终未能走出传统。湖湘文化对王夫之的影响,至今还在当代许多湖湘人物的身上重演。
    再看曾国藩。从本质上看,曾国藩是一个传统儒家思想和正统庙堂文化的忠实维护者,有着儒家敢为天下先和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以及经世致用的政治思想。当然他所忧的是君主之家天下的国和作为君主政治之社会基础的草民,而非近现代意义的人民或者公民。他率领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既是维护儒家传统的“三纲五常”,又是将披着基督教外衣而实质上浸透了中国古代江湖社会中愚昧、落后之封建意识的太平天国作为异端妖孽进行排斥打击。有人认为曾国藩及其湘军与太平天国之间是中西两种文化之争,其实并非如此,而是庙堂正统文化与江湖草泽文化之争,是较为开放进步的湖湘文化与更为闭塞落后的广西文化之争——这里的“开放进步”和“闭塞落后”,是就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而言。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的人们回顾一百五十余年来的中国社会历史进程,再深入细致地考察太平天国领袖们的言行并冷静地进行反思,这次起义如果最终成功,其政教合一的封建政权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是祸还是福,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促进还是促退,都是值得重新掂量的。不论怎样,被称之为清朝“中兴名臣”和“一代儒宗”的曾国藩,他所怀抱的是维护当时国家政权稳定与社会民生安定的信念。他之所以屡败屡战、百折不回,正是上述儒家忧国忧民、经世致用的理想信念与湖湘文化中江湖文化层面的“霸蛮”精神在支撑着他。如果不是曾国藩与湘军,中国社会历史的进程可能是另一种景象。青年毛泽东在于长沙求学期间的听课笔记和读书札记《讲堂录》中以及当时与友朋往返的诸多书札中,多次流露出了对曾国藩的由衷敬佩。如他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中写道:“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有如彼之完满乎?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现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4]并认为其人其书“统道与文”能够“二者兼之”[5],钦佩之情,溢于言表。一言以蔽之,毛泽东认为曾国藩是具有“大本大源”之文化优势的人物,其“收拾洪杨”之“完满无缺”乃事所必然,便是得益于此。由此可见,曾国藩以及湘军的成功,确实是有着一种迵异于其他的文化精神在起作用。顺便提及,曾国藩受到王夫之的极大影响,战后百废待兴之际,他马上在金陵组织《船山遗书》的刊刻,便是证明。
    最后看毛泽东。毛泽东是一个深受王夫之和曾国藩思想影响的人。他无疑是湖湘文化所养育出之最值得骄傲的人物,同时也是湖湘文化的基本特质展现得最为充分完整的人物。他领导改造了中国并建立了新中国。他的历史功绩人们已经谈得很多,这里不必赘言。他本身就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对历史经典的精通甚至超过了许多专门的研究者,在他身上有着深厚的儒家或者说湖湘文化之经世致用、敢为天下先和忧国忧民的政治思想传统;但他又是一个出身于并非耕读世家的传统普通农家子弟,有着传统知识分子所不具备的草莽野气、江湖豪气和世俗霸气,以及深深蕴藏于湖湘民间的草根叛逆性格,这甚至在他走出韶山冲之前,就在与其父亲的日常生活矛盾中展现出来,所以他又藐视传统的知识分子,认为只有人民或者说农民才更有知识,要求知识分子接受农民的再教育。这种气息是同样为湖湘文化所熏陶出的王夫之和曾国藩所不具备的——因为王、曾的耕读出身使其具有更为正统的文化遗传因子,更是江浙等其他文化系统的知识分子所不可能具有的。他有着浓郁的、诗性的庄子道家之自由和超越思想,其性格、思想和行为都追求充分的自由,任何传统的游戏规则都不能约束他,这从他的性格、思想、行为乃至所撰写的诗词中都可以看出来,这也是其他某些地域文化特质所缺少的;但他最终又制定出新的游戏规则,并要人们无条件地遵循。他是传统庙堂文化的颠覆者,例如他认为“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和“粪土当年万户侯”等,他对庙堂文化的颠覆所运用的是“草根文化”的思想武器(例如他于1964年8月18日在《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中说:“去搞阶级斗争,那是大学,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什么‘北大’‘人大’,还是那个大学好!我就是绿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点东西。”见《毛泽东思想万岁》一九六九年八月版第549页),最欣赏的是有着典型“江湖”野气、蔑视规则、藐视权威、颠覆主流、大闹天空、造反有理的“孙悟空”(例如他于1958年4月6日《在汉口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孙行者是无法无天,大家为什么不学习他呢?孙行者反教条主义,敢作敢为。” );但他又是“庙堂文化”的重构者,最终他在自我以及他人的合力作用下又重新走上了“庙堂”或者“神坛”,一旦自己走上了“庙堂”或者“神坛”,他又不能容忍其他的“孙悟空”存在。他有着强烈的叛逆精神,他反潮流、反规范而颠覆了传统的主流话语权威;但他又重构了一种新的话语权威规范并独领风骚。他非常注重他所领导或参与建构的规矩或者规则,但他自己又常常“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地去破坏它。他非常重视草民,他始终注重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历代领袖(或帝王)中最亲民的人物,至今中国的老百姓还深深地怀念着他;但是他同样没有将草民改造为具有现代意识的公民,还是将其视之为应该不断受到思想教育和劳动改造的传统百姓(特定话语是特定语境的产物,它反映出特定语境的形态特征。“百姓”是远在先秦就产生的对受制于“庙堂”的社会各界民众、尤其是基层民众的一种泛称。大革命时期,红色根据地在此语词前加上一个“老”字,称之为“老百姓”,以显得较为亲切,但其内涵实质并无改变。这一称呼一直延续到今天仍然流行,可见已经成为一种特定社会语境下的思维定势和集体无意识)。因而,上述湖湘文化三大层面六个子系统的文化因子,几乎都在他身上得到了高度结合与完全展现。当然,他还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现代文明的陶冶,兼具传统性与现代性特质。
    一般而言,沉淀稳固的传统乡土社会世俗文化决定一个人的性格,小而言之便是地域性,大而言之便是民族性;与时俱变的社会精英思想文化决定一个人的世界观(视野)和理想抱负。就性格特质而言,毛泽东主要得益于湖湘文化中的地域世俗性、草根性,以及传统文化中的荆楚道家文化;就世界观和社会理想而言,他主要得益于自宋代以降的湖湘经世致用之儒家传统,以及走出家乡之后接触到的湖湘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文化所缺乏的时代新知;如果不怀成见,联系他的言行、尤其是其早年的言语和晚年的行为(众所周知的大事不说,仅仅从一些日常生活小事中也可以看出来。例如,他在北京居住以及巡视各地时,经常招来各地的文艺工作者为他单独唱戏,这就是一种典型的中国传统的帝王行为,放眼世界各国的近现代领导人,包括斯大林,都没有类似的行为,同时代的中国其他国家领导人也没有这样的行为),以及他所撰写的诗词中“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自然流露等,颠覆庙堂和重构庙堂的帝王意识在他的思想中似乎存在。
    正如俗语所说的,“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在被马克思经典作家视之为另外一种特殊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中国,甚至直至二十世纪,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没有摆脱传统社会形态的束缚,还没有产生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群体,也没有产生强有力的工人阶级,因而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传统文人或近现代知识分子领导造反或革命成功的先例,当然也没有纯粹的农民领导造反或革命成功的先例。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大都是一些接受了近现代西方文化熏染的传统文人,或者说是尚不成熟的知识分子。他们领导的革命之所以屡屡失败,便是其身上始终存在着传统文人漠视农民(草民)的观念和心态,当然草民(农民)也看不起这些高高在上的知识分子,两者很难相互认同并有机地捆绑在一起形成革命的合力。毛泽东则不然,他兼具上述庙堂草野、传统现代、正统边缘、高贵贫贱等多元的文化素质,对中国特色的传统社会形态有着独到而又深刻的认识,故能借鉴经典(马克思主义及中国传统经典)而又不囿于经典,接受新知但又深深地扎根于传统和牢牢地把握住“中国特色”,满怀信心地走向民间、走进农村,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革命胜利之路。然而,毛泽东晚年的失误,也是他始终未能真正走出传统的缘故;这也是具有浓郁农耕文化素质的湖湘文化难以与现代性契合的表现。值得指出的是,在毛泽东之前中国共产党的历届主要领导人都不是湖南人(李达在上海曾经受陈独秀的委托短暂地代理过总书记),这是一种历史的偶然还是必然?这是不是与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之独异有关?如果联系到太平天国最终是被湖南人曾国藩而不是其他地域籍贯的人所“收拾”,“或然”性的倾向答案可能产生。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同样是湖湘文化,可以先后孕育出上述三位精神特质具有某些共性但其个性却差异巨大的人来。其个性差异的原因当然是他们身处不同时代的缘故;而这三人无论是其共性还是个性,都与同时代其他地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人有着显著的差异。这证明了:其一,确实存在一种相异于其他地域文化的湖湘文化;其二,湖湘文化是一个多层次、多侧面、复杂矛盾、优劣共生的复合体,简单片面地强调其某一层面、某一侧面、某一内涵,是不能真正认识湖湘文化进而深入其堂奥的。只有将其置于广阔的历史与文化视野下进行全面、综合、细致、深入的研究和分析,才能真正地对其解构和诠释,抽象出其积极进取的精神,抛弃保守落后、甚至破坏性的糟粕,才能找到湖湘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契合点以促进其现代化。
    
    二○○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初稿(为次日于解放路华侨大厦五楼御茶园参加红网湖湘文化论坛与经济论坛合作举办的“朱张会讲”讲座的演讲稿)
    二○○四年六月二十三日定稿
    
    参考文献:
    [1] 刘范弟著:《善卷、蚩尤与武陵:上古时期一段佚史的破解》,湖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15页。
    [2] 刘范弟著:《善卷、蚩尤与武陵:上古时期一段佚史的破解》,湖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84页。
    [3]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船山全书》第十册),岳麓书社,1988年,第67页。
    [4]《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85页。
    [5]《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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