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的南楚到明代，为古代湘楚文学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代表人物有屈原、阴铿、李群玉、胡曾、周敦颐、王以宁、乐雷发、冯子振、欧阳玄、李东阳等；第二个时期，从清代到中日甲午战争，为湖湘经世文学时期，　其文学代表人物有王夫之、龄前魏源、曾国藩、何绍基、郭嵩焘、邓辅纶、王闿运等；第三个时期，从中日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前后，为资产阶级文学时期。其文学代表人物有谭嗣同、陈天华、宁调元、易顺鼎等；第四个时期，从“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到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为新民主主义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时期，其文学代表人物有欧阳予倩、田汉、丁玲、沈从文、张天翼、周扬、周立波、康濯、莫应丰、古华、谭谈、孙健忠等。

　古代湘楚文学时期

根据史料记载，　从新石器时期到西周这一段历史时期，除沅湘间流传着一些民歌及民间传说外，尚无有记载的文人创作。自楚汉时期屈原流寓沅湘、贾谊谪宦长沙之后，流波所及，始开湖南文学风气。尤其是屈原的辞赋，他怀着对祖国、对人民的深厚情感，写下了许多描述湖南山水景物、风土人情、民间祭祀、神话传说的辞章，表现了古代湘楚人的生活和情感，在开创一个与《诗经》风格迥异的南方楚辞、离骚文学流派的同时，也奠定了湖南文学的基石。到魏晋时期，湖南出现了刘巴、蒋琬等名见于经传的本土作家。阴铿是南朝梁、陈时期的著名诗人，也是湖南出现的第一个真正称得上有成就的诗人。他的五言诗风格清丽，俊逸高远，自成妙境，开初唐沈铨期、宋之问近体之风，成为李白、杜甫心仪的前贤。唐代是我国古代诗歌的鼎盛时期，湖南文学也渐有起色，较著名的作家有诗人欧阳询、李群玉、胡曾、曹松、齐己，散文家刘蜕等。当时著名诗人李白、孟浩然、王昌龄、杜甫、韩愈、柳宗元、李商隐等都曾流寓湖南，　并留下了很多不朽之作，伟大诗人杜甫还客死在湘江的一叶孤舟上。宋元明时期湖南著名的文学人物有周敦颐、王以宁、乐雷发、冯子振、欧阳玄、李东阳等。

湖湘经世文学时期

湖湘经世文学时期的时间跨度为清代到中日甲午战争。其时，湖南文学仍以传统的诗文为主。衡阳王夫之，就是清初诗文成就卓著的大儒。爱国忧时的民族正气和缜密深厚的学术功力，交融在其诗文中，直接启迪了一代湖南文风。　至鸦片战争前后，一些士大夫被西方侵略者的炮声惊醒，他们要求改革弊政，富国强兵。在乡先贤王夫之“身之所历，目之所见，　是铁门限”的理论遥相倡导下，湖南文士得风气之先，经陶澍、贺长龄、魏源弘扬光大后，形成了以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的湖湘经世派文学群体。他们以功业自许，以实务为先，写诗作文则提倡介入生活。也就在这一时期，　湖湘文化走向成熟，趋于繁荣。在散文方面，出现了以曾国藩为领袖的桐城古文湘乡派，涌现了吴敏树、邓辅纶等一些著名作家，他们宗法桐城而不固守桐城义法，明确提出将“经济之学”纳入文学范畴，认为文章除了必须讲究义理、考据、词章外，还应当力矫空疏，经世致用。在诗歌方面，出现了何绍基、王闿运等名家。他们都是门人弟子甚众，文采风流，盛于一时，交相辉映在三湘天宇，　造成了当时中国诗坛的奇丽景观。

　资产阶级文学时期

资产阶级文学时期，时间上为中日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前后。在这一时期内，湖南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诗文、小说作武器，进行反清、反袁爱国宣传，对推动革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前期，维新派诗人谭嗣同的诗文洋溢着炽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喷射出慷慨的战斗光芒，气势磅礴，语言畅达，使传统的诗文倾向社会化、通俗化。此外，易顺鼎、皮锡瑞等都力求新路。后期的著名作家有陈天华、宁调元、八指头陀、易白沙等。其中，“革命党之大文豪”陈天华熟练地运用了人民喜闻乐见的说唱形式及浅显的白话文，写作了《猛回头》、《警世钟》等作品，为辛亥革命起义作了舆论上的准备。宁调元为南社主要诗人，他诗学杜甫和龚自珍，诗风苍凉雄放，慷慨多悲，语言却明白晓畅，雅俗共赏。八指头陀也是这段时期的重要诗人，　他的一部分忧国忧民之作呈沉郁凝重之美，而一部分描山绘水之作则具清新素雅之态。

　新民主主义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时期

新民主主义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时期，时间跨度是从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到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这段时期堪称湖南文学史上空前的繁荣时期，名作大量涌现，大家星月争辉，作家群不断形成，文学思潮异常活跃。也就在这一时期，倾向于自然淡雅、平易朴实、地方色彩浓郁的自成一格的湖南文学基本形成。这个时期又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五四运动前后到新中国建立。在五四新文化开创的湖南沃土上，经毛泽东、徐特立、黎锦熙等宣传、倡导，造成了很好的文化氛围，产生了一批饮誉我国现代文学史的著名作家、文学理论家，如田汉、欧阳予倩、成仿吾、沈从文、丁玲、周立波、张天翼、蒋牧良、叶紫、康濯、谢冰莹等，这些作家不仅在各自的文学领域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而且对建国后的湖南文学创作影响深远。第二个阶段是建国后的40年。在这个阶段的前期，亦即“文革”前，湖南文学初步形成了繁荣昌盛的局面。周立波自50年代中期定居家乡，任省作协、省文联主席以来，热心指导文学青年，并以自己独具风格 的《山乡巨变》等作品，影响和培养了一批中青年作家。他的继任者康濯在这方面也做得很突出。这样，在湖南涌现了未央、周健明、谢璞、刘勇、任光椿等实力强劲的中青年作家，他们写出了一些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作品，逐渐形成了湖南作家群独有的思想风格和艺术特色。这个阶段的后期，亦即从“文革”到1989年，湖南文学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前进过程，湖南作家接受了复杂的人生考验，迎来了湖南文坛又一个绚烂的春天。其中古华、莫应丰、任光椿、孙健忠、叶蔚林、谭谈等，他们的创作始于60年代，成熟于新时期。在古华、莫应丰等的带动下，接着又涌现了一批文学新人，如韩少功、彭见明、蔡则海、何立伟、刘舰平、水运宪等，形成了一支声震中国文坛的“湘军”。新时期的湖南文学，内容由政治型向社会型转变，主题由单向性向多向性发展，文学表现的范围明显地拓宽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题材以及道德、伦理、爱情、风俗等文学主题相继出现。随着政治、经济改革的深入和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人们的思考更深刻，视野更开阔，文化交流更广泛，湖南文学汇入了新时代的洪流，呈现出灿烂的前景。
1979——1984年，共创作、出版长篇小说22部，其中两部（古华《芙蓉镇》、莫应丰《将军吟》）获茅盾文学奖；中篇小说210多部，其中4部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短篇小说近3000篇，其中9篇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儿童文学作品900多篇（部），其中5篇、3部获全中优秀少年儿童文学奖和优秀儿童读物奖；诗歌6000多首，其中1首（未央《假如我重活一次》）获全国优秀诗歌奖；散文、报告文学400多篇，其中2篇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近800篇，其中5篇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民间文学作品近1000篇，其中2篇获全国优秀民间文学奖；传记文学5部；文艺理论论文和专著近4000篇（部）。文学“湘军”的称谓就是随着这种创作人才的集团性崛起和文学作品的大面积获奖的情况而出现的。
1985年以后，文艺理论批评新观念新方法异常活跃，现代派文学思潮及创作方法开始引进，湖南的文艺创作进入了一个多向发展和全面探索阶段。文学方面，韩少功（《爸爸爸》、《女女女》）、叶蔚林（《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孙健忠（《舍巴日》、《死街》）等开始“寻根”，残雪追求下意识和无意识的宣泄，状写生命的恐惧与焦虑（《苍老的浮云》、《黄泥街》），徐晓鹤着力表现人性的丑陋（《达哥》），莫应丰陷入奇思怪想（《桃源梦》）。与此同时，坚守传统现实主义园地的也不乏其人，通俗文学、儿童文学得到发展，以江堤、彭国梁、陈惠芳为代表的年轻诗人开始“新乡土诗”创作。文学湘军的整体势头有所减弱，而创作个性更为鲜明。
1989——1991年，湖南文学进入一个调整时期。3年中，　全省共创作出版长篇小说65部，　中篇小说300多篇，短篇小说3000多篇，散文和报告文学集29部，诗歌集30部。
1992——1999年，湖南文学进入新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涌现了一些有影响的作品。《曾国藩》（唐浩明）入围第四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杨度》（同上）获国家图书奖、中国图书奖，长篇小说《玩古》（彭见明）获全国“八五期间优秀长篇小说奖”，散文集《人生路弯弯》（谭谈）获第四届全国优秀青年读物优秀图书奖，　儿童文学集《淡淡的白梅》（庞敏）获全国第5届儿童文学奖，此外，陶少鸿、向本贵、何顿、王跃文等的中长篇小说，叶梦、王开林的散文等也在当前中国文坛占有一定地位。
与此同时，湖南作家群悄悄完成了更新换代。80年代初成名的作家虽仍在创作，但已失去了当初独步文坛的气慨与风华；80年代末90年代初登文坛的中生代作家，以“七小虎”为代表（陶少鸿、翁新华、姜贻斌、刘春来、屈国新、匡国泰、林家品），加上何顿、聂鑫森、叶梦等，已成为文坛湘军的中坚，而一批60年代甚至70年代出生的新生代作家，如王跃文、王开林、陈惠芳、庞敏、王静怡、汤素兰、聂茂、江堤、谢乐军等，也以群体的姿态崛起于文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