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的定义与内涵
学者们普遍认同湖湘文化不是一个学派，而是长期来在现今湖南地域范围内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地域文化。但如何确定湖湘文化的内涵，有三种意见：一种认为湖湘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支脉，是湖南各族人民具有特色的民风、民俗、社会心理、社会意识和科学文化等的总和。一种认为从文化的层次上看，湖湘文化可划分为雅文化和俗文化两个方面；从文化的表现形式上看，可分为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两大部分。第三种认为科学和广义的划分法，湖湘文化应是包括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社会心理)的三个层次在内的地域文化，三个层次中都含有“雅”和“俗”的内容，也包含着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文化在内。
湖湘文化的源流和发展
关于源流，有三种看法：一种认为湖湘文化发祥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楚文化，楚文化中的祝融文化和蛮夷文化是它的直接源头；另一种认为湖湘文化不能与楚文化划等号，一是楚的地域比湖湘要广阔得多；二是楚文化没有理论的哲学体系，这种观点认为湖湘文化是以宋代讲究义理之学的湖湘学派为其源头的。第三种认为从广义上说，湖湘文化起源于楚文化，它不仅包括传统文化，也包括现在的和先秦、秦汉的文化在内；而狭义上的湖湘文化则是个学术概念，形成于宋代，这种狭义的湖湘文化现已消失。关于发展，有的学者认为经历了四个阶段：南宋时期的第一次大融合形成了古代湖湘文化；洋务运动时期的第二次大融合，使以经世致用为特征的湖湘文化兴盛于一时；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第三次大融合，使湖南省风气大开；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第四次大融合，是湖湘文化发挥巨大社会功能的时期。有的学者指出近代湘军的崛起，堪称湖湘文化重要的发展阶段，湘军深远的影响成为弘扬湖湘文化的动力。曾国藩对湖湘文化的传承起了重大作用。
湖湘文化的个性特征
学者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湖湘文化的个性特征主要有如下四种表述：第一种从湖湘人物的个性上，认为湖南人政治上具有以天下为已任的使命感、责任感和勇于投身政治洪流的献身精神；思想上具有上下探索、敢为人先、富于开拓与创新的意识；行动上具有脚踏实地、刻苦而劳、勇于任事的实干精神；行为准则上，刚正不阿、讲求气节、一以贯之。第二种从湖湘学派的角度，认为湖湘文化的特点一是重视心学；二是反对佛教；三是以民族大义为重；四是“不定一门，不私不说”，具有兼容并包的博大胸怀。第三种从湖湘文学的角度，认为湖湘文化的特点有五：一是具有以天下为已任的爱国主义精神；二是求实务实，讲究经世致用；三是追求理想；四是革故鼎新的历史观；五是具有浪漫主义情调；第四种从士习民风的角度，认为近代湖湘文化表现出二重性：既继承了古代湖湘士风民气的基本传统，主要是勤劳、勇敢、笃实、俭朴，富于爱国心和奋斗精神，以及闭塞、倔犟的一面；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明显的变异，表现出特别强烈的爱国情怀、经世务实作风、善变趋新风貌的奋斗牺牲精神，同时也滋长了某些虚骄心理和偏激思想行为。
近代湖湘人才辈出及其原因
学者们普遍认为湖南近代出现了人才蔚起的兴盛局面。但出现了几个人才群体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出现了三个人才群体。一是在洋务运动时期，以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二是在戊戌维新和辛革命时期，以谭嗣同、黄兴、蔡锷、宋教仁为代表；三是新文化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蔡和森、刘少奇、彭德怀、贺龙为代表。另一种认为近代湖南先后兴起五个人才群体。第一批出现在鸦片战争前后，以陶澎、贺长岭、魏源为主；第二批出现在咸同年间，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的集团为主；第三批出现在19世纪末，以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为主；第四批出现在20世纪初，以黄兴、宋教仁、陈天华、蒋翊武为主；第五批出现在“五四”时期，以毛泽东、蔡和森、刘少奇为主。关于人才辈出的原因，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分析，有三种意见。一种从人才地理分布调查入手，认为有四个因素在起作用；一是深刻的社会原因和鲜明的时代背景；二是有适宜于养育高层次军政人才的地理环境；三是得益于湖南传统文化教育和外来文化的冲击；四是人才团、人才链的集聚效应。第二种认为人才的兴起虽然与思想、传统的作用有密切的关系，但是当时的制度更重要，两湖于雍正二年实行的“南北分围”对于湖南人才的兴起起了关键作用。第三种认为湖南特定的地域环境、时代机遇和文化传承以及人才本身的帮带关系四种因素共同发挥作用，缺一不可，从而就造成了湖南人才蔚起的现象。
湖湘文化与其他地区文化的比较
研讨会上有学者将两湖文化作了比较，认为两者既有相同又有不同。相同之处在于都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重经世致用，都有一定程度的民本思想和张扬个性、敢于探索、接受新知、文学艺术上富于想象、追求瑰丽新奇等；不同之处表现为：一是社会发展与文化重心移动不同；二是文化精英政治意识和强弱不同；三是文化的连续性不同；四是文化的主要载体和体现者士绅的力量和影响也很大不同。还有学者将湖南和江西的文化作了比较，认为两者都是山河走向一致的内陆省份，气候和土地、矿产资源相似，清代前期江西远胜湖南，而近代湖南迅速崛起，既与明末清初江西移民大量进入湖南有关，也和湖南近代以来地理政治环境的变迁密不可分。
建设历史文化名城长沙
长沙于1982年被公布为全国首批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在全国处于极为重要的位置。但不少学者都认为，长沙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如今却看不到多少历史文化遗存了，现有的也缺乏保护，这与历史文化名城是名实不符的。学者们纷纷提出：应当有一个长沙市文化发展战略的构想，要适当地投入一定的人力、财力加强长沙的文化硬件建设，如恢复文化古迹，整理历史文献等。有的学者将长沙人文精神概括为四个方面：勤于问学、敏于锐思、笃于务实、勇于拼搏。有的学者认为长沙是湖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对湖湘文化的侧面反映，在研究中不仅要注重历史精英人物的思想观念及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学术教育等方面，还要研究作为文化必要组成部分的青铜艺术、陶瓷艺术、绘画艺术、戏曲艺术等所折射出的历史文化思想，最好是史学界能与文学界、考古界、艺术界相结合，开阔研究视野，这其实也是建设长沙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工作之一。
发掘湖湘文化中的优良传统，为湖南的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学者们都一致认为：研究湖湘文化，最重要的是继承和发扬湖湘文化的优良传统，挖掘那些曾经在历史上为湖湘文化创造过辉煌的有意义、有价值的成分，用来为我们今天的社会现实服务，为我们湖南的两个文明增光添彩。但如何为现实服务，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学者的任务是研究历史是什么，再从历史中发掘出现实所需要的积极部分。有的学者诊断当前现实是实现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为现实服务就要挖掘湖湘文化中有益于民主化和市场化的优良传统。有的学者指出市场经济有三个基础，即道德、文化和法制基础，现代新的经济形态需要新的文化，重视文化研究，弘扬其优良传统，使之为今天建设市场经济的现实服务应是我们学术研究的目的。有的学者指出湖南具有四个方面的文化优势，即湖湘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思想文化；少数民族的传统思想文化；全省各地的历史文化遗存以及一批在全国有突出地位的行业。提出湖南应当建设文化大省，应当制订文化发展的战略。有的学者概括应当发掘与弘扬的湖湘文化优良传统，包括：经世致用的传统；心忧天下、敢为人先并愿抛头颅洒热血的爱国主义传统；注重实干、勇于任事、自强不息、勤勉朴实的传统；重视人才培养的传统；重教育与实业发展的传统；勇于改革与开风气的传统；注重引进人才并与人合作以及勇于改过的传统。认为在发扬优良传统的同时，也要注意克服其不可取的一些弱点，如保守排解的地方保护主义；政治上极热与经济上极冷；重道德和政治力量而忽视经济流通与生产领域；民风强悍、性格急悍、性格急燥、脾气倔强；狂妄虚骄、自高自大、目空一切；思想偏激、易走极端；不善于包装和推销自己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