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然：湘江与湖南文化的N个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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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湘江水 两种湖南人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可是，同一条湘江，在古代和近代养出了几乎完全不同的两种人。清中叶以前，湖南人在国史上留下精彩记录的并不多。用湖南人自己的话说：“碌碌无所轻重于天下，亦几不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杨毓麟）。然而到了近代，湖南人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精神面貌。在剿灭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扎硬寨，打死仗，打脱牙齿和血吞”的湘军将帅打出总督14人，巡抚13位。此后每一波社会风潮，都有湖南人挺立潮头，“手把红旗旗不湿”。先师谭其骧院士就注意到：“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而到了共和国开国，湖南人的表现更加卓异。1955年授军衔时，十大元帅湖南人占3位，十名大将湖南人占6位，57名上将湖南人占19位。再加上各行各业的重要人物，种种盛况，更是让其他省区难以企及。
这样一个古今对比，让一些研究湖湘文化的学者伤透了脑筋。同一方水土，为何到了近代出现如此的转变？如果说自然环境对于人文的影响是“人杰地灵”，为何在悠长的古代那方水土如漫漫长夜，偶尔才惊现星光点点；而到了近代却风起云涌，气象万千，璀璨群星映天际，一代风流看湖湘。莫非，一方水土对先民的滋润和养育果真有所谓“气数”在？
从科学角度讨论，应该说，所谓“气数”其实是某种发展契机。纵观千古，湘江流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确实存在着不同的发展趋势。大而言之，可谓一波三折。其背后原因，则与湘江交通形势的变化深有关系。

岳阳楼

交通与气运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毛泽东的词句很诗意地描写了湘江的流向。作为长江中游右岸支流，它有两个突出特征。
一是其流域足够广阔。特别是在它左侧，资水流域较为狭窄，且资水中上游与湘江中游的横向交通非常方便，较之与资水下游更为方便。这就使得资水流域的经济文化与湘江流域密不可分，等于扩张了湘江流域的容量。这样的容量足以成为一个空间单元，孕育出自成特色的地域文化。
二是在湘江下游和长江之间，汪着一个洞庭湖。它吸纳湘、资、沅、澧四水，“枯水一线，汛期一片”，极大地强化了湘资流域的地域完整性。
早在秦代，湘资流域就单独设置了一个长沙郡，表明已意识到了这一地域单元的存在。东晋时（307）此地设为“湘州”。中唐以后，此地又属于“湖南观察使”，从此出现了“湖南”的地名。逶迤至清代，与沅澧流域共设为湖南一省。
影响湘江流域发展运势的是它的走向。自古以来，它就是沟通珠江、长江两大水系的孔道。正是这一点，导致湘江流域的发展出现了波折。
波折来源于全国总体的交通形势。在中国历史上，一般来说，连接首都和主要外贸港口的交通线路特别重要，它基本上就是当时最重要的经济文化大动脉。秦汉时期，一方面首都位于关中，另一方面外贸港口以北部湾为主，湘江流域正处在这两点之间最短的连线上，交通地位十分重要。
能够说明这一点的是秦始皇、汉武帝两次经略岭南的行军路线。秦始皇征岭南时，兵分五路，其中四道在今湖南，三道经由湘水。这三道是：溯耒水而过骑田岭一道（大致沿今京广线），溯潇水而至今广西贺州一道，溯湘江上源至漓水一道（另两道分别取道于沅水和江西的赣水）。为了通粮道，还在湘、漓二水上源特地开凿灵渠，以沟通长江、珠江两大水系，这在当时是绝不多见的位于南方的交通工程。其后汉武帝攻南越，行军部署与此如出一辙。湘江作为其时南北交通孔道的意义不待赘言。
占据如此的交通优势，其时湘江流域的经济文化发展可谓蒸蒸日上。自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南方的经济文化水平较之北方大为落后。是一次次的北方人口大南迁，促进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从而到唐代以后实现了全国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目前学界习知的北方人口大南迁有三次：两晋之交的永嘉南渡，中唐安史之乱，两宋之交的靖康南渡。这三次的迁入地均以长江下游地区为主。事实上，在此之前，两汉之交也有一次北方人口的南迁浪潮，其分布主要在湘江流域。
与移民的南迁相呼应，东汉有不少史称“循吏”的地方官在南方推行教化，传播儒家文化理念。今湖南，特别是湘江流域的循吏之多，十分引人注目。先是有卫飒，任桂阳郡（治所在今郴州市）太守。由于当地风俗与蛮夷相近，“不知礼则”；卫飒到任后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兴办学校（“修庠序之教”），二是改变当地不合儒家理念的婚俗（“设婚姻之礼”），很快就取得了移风易俗的效果。卫飒之后，又有茨充、许荆、栾巴先后为桂阳太守，对这两个方面都很注意。这是湖南洗脱蛮风的开始。
尽管当时湘江流域的文化发展水平很有限，但势头是可喜的。
可惜这一势头到了魏晋以后急转直下。一方面是外贸港东移，岭南的港口东移到以广州为主，东部沿海也陆续兴起了一些外贸港口；同时，国内的政治重心也不断东移。东吴、南朝均偏安于建康（今南京）；隋唐首都在长安，北宋定都开封，元代以后东移至今北京。隋代又开凿了大运河。这一形势使得首都与外贸港之间最便捷的连线，亦即全国最重要的经济文化动脉长期稳定于东部。翻过南岭的交通线路虽有四道在今湖南，江西仅一道，可是江西这一道的重要性远远超过湖南四道。
在这样的态势中，湘江流域就眼睁睁看着东边原本落后的江西从南朝以后迅速崛起，宋代极盛时且成为全国最发达的所在。唐宋古文八大家，唐代韩愈、柳宗元两位都是北方人；宋代六家，全在南方。宋代这六位中，四川三苏，其实是一家子，多少有点裙带成分；而江西欧阳修、曾巩、王安石三家，个个都是实打实的。即此已可见当时江西文运之旺。
而湘江流域，却渐次沦为当时人眼中的文化边疆。中唐以后诗圣杜甫避地湖南，目睹湘江清澈幽深、四下却空旷无人，情不自禁地发出了“湖南清绝地，万古一长嗟”的感叹。另一位徐安贞的感觉更离奇。徐安贞流落到衡山的寺庙里，无法北归；碰巧他的老相识、书法家李邕到南岳游览，这才把他带回去。走到长沙，他无限感慨，说：“潇湘逢故人，若幽谷之睹太阳！不然，委顿岩穴矣！”湘江流域而如此荒远，恐怕是秦汉时人不曾梦见过的。
等到这一局面有所改变，已经是明代开通滇、黔以后。云南、贵州往来中原都要取道湖南，由此湖南的地位大为上升。这一形势本来直接繁荣的是沅水流域的锁钥常德，但由于它提振人气，湘江流域也跟着受惠。湖南到清中叶以后人才辈出，云蒸霞蔚，就其社会经济基础来说，从明初以降就已经在积累了。要是没有这样的社会基础，当太平天国席卷长江中下游，清朝内忧外患、四面楚歌之时，湖南不可能以一省之力，挽狂澜于既倒，终至为清王朝芟平大难，创造出一个中兴的局面。

楚学离中原而独行
湘军的作风艰苦朴素，干菜饭，粗布衣，有如通常所谓的“叫化兵”。但这是一支有战斗力的队伍。
这种战斗力来自其强大的精神力量。而这精神力量，又源于湘军将帅的学问。
湘军的一大特点是书生带兵，将帅们闲暇时不忘研讨学问。罗泽南临死还书写了一个警句：“乱极时站得定，才是有用之学。”颇可以反映当时湖南士人的问学旨趣。
1916年著名湘籍文人王闿运去世后，同乡熊希龄曾撰有一副挽联，上联写的是：“楚学离中原而独行，读《湘绮全书》，直接三闾大夫，船山遗老。”这句话流传很广，高度概括了湖南的文化风气。
所谓三闾大夫，指屈原。屈原忠君爱国，“哀民生之多艰”，深刻地影响了湖湘间读书人的精神气质。船山遗老指王夫之，他的学问现在被认为与顾炎武、黄宗羲齐名，号称清初三大家。但这一地位其实是到了清末才有的。在湘军成功以后，他的学问和主张才渐次光大。
特别有意思的是“楚学离中原而独行”一句。其中大意主要是想表明湖南的学问自成风格，讲求的是宋儒的心性之学。所谓“中原”并不是指地域上的中原，而是指清代学术主流。熟悉学术史的人都知道，清代的主流学问是汉学，其兴盛之地并不在中原，而是在江南。一部清代学术史，几乎就是一部江南的学术史。
熊希龄采用了一个非常诗意的表达。换用平常语言，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有一个总结：“清儒考证之学，盛起于吴皖，而流行于全国，独湖湘之间被其风最稀。”对此，湖南人自己当然也不乏清醒认识。早在清季，郭嵩焘便写道：“乾嘉之际，经师辈出，风动天下，而湖以南暗然，无知郑、许《说文》之学者。”也就是说，湖南在清代没有受到多少主流学术的影响。
这样，问题就变得非常有意思。当一种学术思潮风动天下，而湖湘之间居然未受影响。这是怎么做到的？
推究起来，这其实与湘江的水系结构深有关系。上文已述，在湘江和长江之间，隔着一个洞庭湖。
说起洞庭湖，人们一般总会诗意地想起“八百里洞庭”“烟波浩淼”等一干词藻，把它想象得很美；甚至还会吟诵起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涌起一股崇高的人文情怀。可是，在传统的水运技术条件下，它严重地阻碍交通，曾让多少出行的湖南人望而却步。
早在晋代，中原人就注意到洞庭湖对于交通的阻塞作用。之后历代均有人对此发过牢骚。虽然有些是出之以诗的形式，如“三湘漂寓若流萍，万里湘乡隔洞庭”（唐人方干句）之类。对此最恨的当数明代的湖南士子。由于要到湖北武昌去应乡试（考举人），洞庭湖的存在，给他们造成了极大的苦恼。
清初两湖分省时，“分闱”（湖南单独举行乡试）当然是湖南士子的重要诉求。从地方官吁请分闱的一份奏折，可以看到此前湖南士子到武昌去应试有多少麻烦。他写道：“洞庭之水，自夏初至秋，盖巨浸汪洋，绵亘数百里，狂风恶浪，发作不常。每当大比之年，贫寒士子，或十数人、或数人敛费僦舟，冲涛而往，一舟覆溺则所损者多人，一番沦波则各郡县引以为戒。于是湖南士子畏怯不前，有终身未见场屋者。”
几番上奏之后，连雍正皇帝都感到于心不忍。为此在雍正元年给礼部下了一道谕旨：“湖南士子赴湖北乡试，必经由洞庭湖。湖水浩瀚无涯，波涛不测。六七月间风浪尤险，间有覆溺之患。朕心甚为恻然。或至士子畏避险远，裹足不前，又非朕广育人材之意。”这才决定让湖南、北分闱。
地方官受利益驱动的诉求往往都不免言过其实。但上述为吁请分闱而描述的湖南士子前往武昌赶考的苦楚，应基本上属实。百余年后，同治《桂东县志》在夸耀当地文教事业的进步时得意地宣称：“往岁阻洞庭，乡试不上十人，分闱后争自劝学，登甲乙者不绝。”可见洞庭湖让应试士子望而生畏确实有那么回事。
湖南湖北分闱，湘籍士子不必远涉重湖就能应乡试，总体上应该讲是件好事，有利于湖南的文化发展。但刀无两头利，这中间也不无负作用。那就是让一些士子不再有走出湘江流域的需求，从某种意义上强化了湘江流域的封闭。
代考据学风行天下，三湘四水间未受到影响，形成“楚学离中原而独行”的局面，不能说与其较为封闭的地理环境毫无关系。

顽固守旧与开风气之先
湘军的成就极大地激励了湖湘后辈的人生理想。尤其湘军主帅、谥号“文正”的曾国藩，更是被一代又一代的湘籍士子奉为人生楷模。毛泽东年少时对曾国藩尊崇有加，曾说过一句广为人知的话：“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很多人注意到近代一些著名的新派人物出自湖南。与此同时，湖南也有很多著名的守旧人物，而且，守旧得很顽固。思想史学者蔡尚思先生曾注意到：“戊戌运动，极端维新派的谭嗣同、樊锥、熊希龄、唐才常等，和极端守旧派的王先谦、叶德辉、曾廉等，皆是湖南人；辛亥起义，湖南首先响应，而头一个为满清殉节的将官黄忠浩，也是湖南人；洪宪称帝，最拥护帝制的筹安会领袖杨度，和最反对帝制的讨袁军领袖蔡锷，也同是湖南人。”
蔡先生的这一归纳并非他个人独到的发现。早在清末，“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湘人谭嗣同就曾沉痛地写道：“中国沿元明之制，号十八行省，而湖南独以疾恶洋务名于地球……然闻世之称精解洋务，又必曰湘阴郭筠仙侍郎、湘乡曾劼刚侍郎，虽西国亦云然。”谭氏仅以洋务立论，显然，所谓“疾恶洋务”即顽固守旧，而“精解洋务”则可谓开风气之先。郭筠仙即郭嵩焘，曾劼刚为曾国藩长子曾纪泽。这两位都是清末著名的外交家，出使期间均深得国际社会好评。
何以这两个极端的思想能荟萃于湖湘？这同样是自然、社会环境的封闭而造成的结果。
一般来说，环境封闭，信息较为滞后，其中流行的思想观念，必然有不少是较为陈旧的。偏偏湖南民风倔强，很容易安于故常。因此，如果一个湖南人很少与外界交流，或虽与外界交流而不认可、不接受外面的思想，其观念就会趋于守旧。以湖南人的倔脾气，守起旧来，那就不是一般的守旧，而会守得很彻底，很顽固。
近代以来，不少人对于湖南的守旧恨得真是牙根发痒。谭嗣同在与友人的书信中说：“三十年来，湘人以守旧闭化名天下。”梁启超也在戊戌维新前与朋友谈到湖南时说：“守旧之坚亦过于他省。”这一点，自进入信息化时代以来，应该说已经改变了很多。
关键是怎样接收和转化新的信息。当一个人走出封闭环境，接触到外部世界的刺激，如果他理性对待，意识到不能不有所调整，那么，他就会逐渐有所改变。以湖南人的脾气，如果具备这样一个态度，他就会走到最前列。近代那些开风气之先的湖湘人，差不多都受到了这样一种心理驱动。
无疑，一个人具有怎样的态度，与其受到的刺激密切相关。在传统时代，湖湘人要受到新的文化刺激，最干脆的一个做法就是走出湖湘，即所谓“出湖”。
著名湘籍史学家陈旭麓曾在一篇文章里写道：“童年，常听长辈说某某‘出湖’了，那是说他有了出息，出了头。但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叫‘出湖’，词源何来？过了许多年，才知道‘湖’是指洞庭，‘出湖’就是出洞庭湖。‘洞庭波送一僧来’，八指头陀出了湖；《洞庭湖》杂志创刊，湘籍留日学生出了湖。湖南的名山胜水，就是这样鼓舞着她的儿女前进。”
陈先生1918年生人，他的童年应该指上世纪20年代。从他所举的事例来看，“出湖”的观念是从前清一直传下来的。有理由相信这一观念在湖湘早已存在了很久。陈先生用他的豪迈和深情，抒发出湖南的名山胜水激励湖湘儿女前进的一面，可是读下来也不难想象，那份豪迈背后又藏着多少无奈、多少苦楚。
如今，技术日新月异，社会滚滚向前，“出湖”早已不是问题。令人忧虑的倒是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地域文化该如何传承。相信山水有灵，湖湘间的自然景观和人文传统，仍将一如既往地对湖湘儿女产生深远影响。

（《新湘评论》2015年第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