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湖湘的社会经济文化进入了初步发展阶段。要对春秋战国时期湖湘地区文化的发展概貌及其属性特征有一个较为准确清晰的认识，首先必须了解这一时期湖湘地域内的民族构成情况。
据史籍记载及考古材料证实，在春秋战国时期乃至更早以前，湖湘大地主要居住着五个古老的民族或部族群，即越人、蛮人、濮人、巴人和楚人。其中前三者最为古老，可以称之为湖湘大地的“原住民”，后两者进入湖湘地区的时间相对较晚。
古越人是湖湘地区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最早广泛分布于除湘西之外的湘东北、湘东、湘中和湘南地区，即湘江流域和资水中下游地区。在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楚人进入湖湘以后，居住在湘北和湘中地区的越人群体南迁，集中徙居于湘南地区，即湘江中上游流域。直到秦汉时期，越人一直是这一地区的主要住民。此后，部分向西南和南方迁徙，部分仍然留在湘南，成为现今湖湘侗族的先民。
蛮人也是湖湘地区最古老的民族或部族群，一般认为是殷商至西周时期的“荆蛮”，即远古时期曾经与炎、黄两大部族集团逐鹿中原的苗蛮——“三苗”的后裔，广泛分布于长江中游和湘北的洞庭湖沿岸地区。春秋战国时期，在兴起的楚人的不断征伐挤压下，部分被融合进楚民族，部分则从滨湖平原溯沅水、澧水向湘西和湘西南迁徙，仍然保留着自身的民族特色和民族独立性，成为现今湖湘苗、瑶民族的先民。
濮人也是湖湘大地最古老的原住民之一，是当时散居在汉水流域及其以南一带如湘西北地区的一个历史悠久而又的方国部落群。顾颉刚在《史林杂识·牧誓八国》中认为，濮人的活动地区广阔，东起荆楚，西至四川、云南、贵州，南及湖湘一带。据《尚书·牧誓》记载，濮人（“百濮”）曾经作为一个独立的部落群参加了周武王伐纣灭商的战争。聚居在湘西的濮人后来成为秦汉时期史籍中所记载的“武陵蛮”和“五溪蛮”的主要民族构成部分，与前述“蛮人”一道，成为现今湘西和湘西南苗、瑶等少数民族的族源之一。
相对于中原各民族而言，以上三个民族或部落群的社会经济生产力较为落后，故尚未建立起统一的国家。这就是《左传·文公十六年》孔《疏》引杜氏《释例》所说的：“濮夷无君长总统，各以邑落自聚，故称‘百濮’也。”前述所谓“苗蛮——三苗”的民族社会发展状况亦是如此。正是如此，史籍对其记载较为散乱，有时还相互交错混淆在一起。
在先秦古籍中，对居住在南方包括湖湘的各民族统称为“南蛮”，这是一个庞大的民族系统，内部民族关系比较复杂。顾栋高在《春秋大事表·四裔》中将南蛮分为卢戎、蛮、濮、巴四族，其中的卢戎即蛮族之一，故他认为“南蛮”实际上是指蛮、濮、巴三个民族或部落群。有些学者如顾铁符在《楚国民族述略》中认为，我国古代的所谓“三苗”，指的就是这三个民族——这些民族或部落群中的某些部分，便是历史上乃至现在仍然生活在湖湘大地的各少数民族。无论怎样，他们是在湖湘大地居住最久、人数最众、文化最为丰富、历史沉淀物最深、对湖湘文化的原创贡献最大的土著民族，则是无疑的。这三个湖湘远古原住民族的存在、活动情况以及文化特征，不止是有着许多历史文献的记载，还得到大量考古发掘材料的证实。她们远在春秋战国时期以前，就已经进入到青铜器文明的时代之中。
巴人相传起源于鄂西清江流域，为廪君巴务相的后裔，也曾经参加周王伐纣灭商的战争，周初受封建立巴子国，其领地大致为鄂西和川东一带。战国时期，在势力兴起的楚国的逼压下，逐步向川东退缩。春秋时期，与巴人发源地鄂西相邻的湘西北地区已经有了巴人的活动。战国中后期（前316），巴国被秦国所灭，川东失国的巴国遗民大批流徙进入湖湘，散居于湘西北和湘西的蛮人、濮人居住地区。这一民族，也成为秦汉时期史的“武陵蛮”和“五溪蛮”构成部分，并成为现今湘西土家族的族源。
楚人是进入湖湘大地较晚的一个民族。与湖南古代民族历史有关的楚人，应该包括两部分人，其一即前述自夏、商时代一直居住在洞庭湖区的湖湘土著民族“荆蛮”而后被融合进楚民族的一部分；其二为春秋战国时期作为征服者不断从长江以北楚国腹地南下湖湘的楚人。这一部分楚人包括有楚国的王族和贵族、派遣的地方行政官员、南征的士兵、部分移民和商人及其家属等，还包括部分被楚灭国和同化后被强制南迁的江北方国居民。春秋以前，楚人主要分布在湘中、湘西北和湘东北地区；自吴起相楚征湘后，逐渐分布到湖湘各个地区，其中以长沙为中心的湘中地区最为集中，其他则分布于长沙、益阳、常德、临澧至湖北江陵的交通线上；在湘南和湘西南地区，楚人仅仅作为统治者和征服者，为数甚少。
以上所述巴人和楚人进入湖湘的时间均较晚，且巴人仅仅分布并散居于湘西北和湘西，楚人则主要分布在部分中心城镇和交通线上，而且无论是绝对人数还是相对人数都较少，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被包围在其他湖湘原住民族的“汪洋大海”之中，故述说春秋战国时期的湖湘文化，肯定难以将楚文化作为湖湘地域文化构成的主体。据《史记·楚世家》记载，公元前822年，楚国的国君熊霜去世，他的三个弟弟争位，最后的结果是仲雪死，叔堪（叔熊）逃亡避难於濮，少弟季徇立为君主。据《国语·郑语》记载，楚国的一些贵族准备支持叔堪（叔熊）立为国君，因为祸难而没有成功，最后，叔堪只得留在濮地而被濮人蛮化了，没有再能回到楚国。由此可见，在商朝乃至西周时期，活动于湖湘大地的包括“濮”在内的“三苗”作为一个庞大的方国部落群，尚未归顺于楚国成为其版图内的属民，反而还具有一定的军事能力得以保护楚国的王族流亡者，并具有吸引他人归化的文化同化力。
东周时期，楚国日益强大。公元前758年，楚国蚡冒即国君位，随后便开始了对濮族的征战，以开启疆土。公元前704年，熊通自立为楚武王后，即对濮族大举进攻，并占有其地。经过这次打击，汉水流域的一部份濮人与楚人融合，其余的则纷纷逃亡迁徙，楚国的军事政治势力开始占有汉水流域并从西路进入湖南的湘西地区。公元前689年以后，楚文王即位。《汉书·地理志》“罗”应劭注：“楚文王徙罗子自枝江居此。”汉代的罗县，即今之岳阳汨罗，故城在今汨罗市西北。表明此时楚国已经从南路进入湖南，并建立了战略据点罗子国城。此后，史籍中虽然记载着楚国不断地向周边征战并扩大版图，但在这一时期，楚国究竟是否进入了湖南内地、以及进入了多深的地域，并没有明确的记载。而大量的考古材料证明，直到春秋时期的中叶，湘东南、湘中地区，即湘江流域，仍然生活着以印纹硬陶为考古文化特征的古越民族。多年来，在湖南的境内发现了不少属于春秋时期的楚文化墓葬和遗存，但全都分布于湘、资、沅、澧四水的交通要道上。
一般认为，楚国大致是在西周末东周初开始将其势力深入到湖南，并将湖南的大部分地区纳入楚国的版图。但是，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清代学者顾栋高认为“春秋时楚地不到湖南”。不论怎样，作为与楚国紧密相邻的地区，湖湘文化受到楚文化的一定影响，应该是没有疑义的。而且，这种影响，更加促进了湖湘本土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战国时期，楚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在激烈的兼并战争中，不断加强对江南地区的开发。据《后汉书·南蛮传》载：约公元前385年，著名的军事家吴起（?—前381）担任楚悼王的相后，“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可见，直到此时，楚国的势力才真正伸入到湖湘的腹地，并置黔中郡进行着严密有效的统治。而此时距楚国被秦国灭亡的前223年，只有160余年的时间；而且，正如前面已经讨论的，楚国在湖湘所置黔中郡的存在时间，包括楚国对湖湘部分地域的实际控制，可能仅仅只有百余年。
本文资料来源于聂荣华、万里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湖湘文化通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