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人们在谈到湖湘文化时，总是会联想起楚文化。甚至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湖湘文化就是属于楚文化系统，或者仅仅只是楚文化的一个子系统。其实这是一种由似是而非的观点所产生的误解。要搞清发生这种误解的原因，首先必须了解“荆楚”一名及“荆楚文化”的概念。
在古代，荆楚仅仅只是一个地域概念。“楚”当然指的是位于湖北的楚国或楚民族早期生活居住的楚地；“荆”指荆山（关于商周时期的荆山究竟在什么地方，有多种说法，分别位于湖北、河南和安徽，一般认为指今湖北沮水、漳水发源地之荆山），即楚族部落首领熊绎受封于西周之后所最早开辟的聚居地。这里的“荆”“楚”合一，便成为与楚民族或楚国密切相关的“荆楚”，此为狭义的荆楚地域概念。“荆”又指“荆州”，《尚书·禹贡》载：“荆及衡阳惟荆州。”《尔雅·释地》称：“汉南曰荆州。”《周礼·职方》载：“正南曰荆州。”这里的“荆”也指荆山；“衡”指衡山，《汉书·地理志》认为即指位于今湖南的衡山。荆州指的是从湖北荆山至湖南衡山这块广阔的地域。故汉代置“十三部刺史”之一的荆州时，就一度将荆州的治所设在位于荆山与衡山之间的汉寿县（今湖南常德市东北）。正如在本章第二节介绍湖湘行政历史地理变迁情况时所指出的，在远古至先秦时期，湖湘地区还被视之为蛮荒之地，居住着各种“蛮”族，既没有形成方国，也没有建置具体有效的行政建制，故没有对这一地域进行命名。由于在“荆州”地域内，荆山附近的楚人（楚国）是当时文明程度发展最高的民族并建立了方国，他们的势力又一度进入湖湘，故往往又将广大的荆州地域称之为“荆楚”，此即广义的荆楚地域概念。产生于广义荆楚地域上的文化，当然被称之为“荆楚文化”。
一些人正是基于在先秦时期湖湘地区从属于广义之“荆楚”地域这一历史事实，然后又将广义之“荆楚”混淆于狭义之“荆楚”，进而等同于以湖北为中心的“楚国”或者是先秦时期的“楚民族”，自然就得出“楚民族（楚国）文化”即是“荆楚文化”，当然也就是、或者代表着先秦时期“湖湘文化”的错误结论。
实际上，商周乃至先秦时期，在荆楚这一广袤辽阔的地域中，生活着许多不同的古老部族或民族，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族源和社会发展历史的方国，她们都有着自己的历史文明和文化特质；所谓“荆楚文化”，只能是生活在这一广袤地域范围内的所有民族文化的总构成，怎么能以点掩面地将在短短的数百年时间内由一个弱小的部族和方国发展起来的楚民族及其文化，对其他部族及民族文化进行完全的掩盖！这种错误观点或模糊印象，无疑妨碍着我们正确地认识湖湘文化并进而明确湖湘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中的历史地位。
支持这种错误观点的另一主要史实是：在先秦时期，湖湘部分地区曾经一度被纳入楚国的版图，以及曾经有一些楚人进入并生活在湖湘的部分地区。关于楚人进入湖湘地区以及楚国统治湖湘部分地区的情况，在前面已经谈到。这里看看楚国究竟对湖湘部分地域进行了多长时间的有效统治。
如前所述，战国时期，楚国的军事势力一度“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而进入湖湘地区，并在纳入其版图的湖湘部分地域建立起郡县制的行政建制——黔中郡。然而，楚国的黔中郡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史籍中关于楚国建置黔中郡的时间记载不详，但似应与吴起相楚后对湖湘地区的征伐有关，即应该是在公元前385年前后。然而，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昭王二十七年（前280），秦国就“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秦昭王二十九年（前278），秦将白起攻取楚国的郢都（今湖北江陵县西北的纪南城），并向东攻至竟陵（今湖北潜江西北），向南攻至洞庭湖一带；楚国被迫迁都于陈（今河南淮阳）。后来，在秦军进一步的逼压下，楚国又先后迁都于钜阳（一说位于今安徽阜阳北，一说距陈不远）和寿春（今安徽寿县），楚国的政治中心已经移到长江下游地区，从此再没有能够回到江陵的郢都。最有意思的是，为了缓解面临亡国危机却仍然在醉生梦死的楚国王侯贵族们的思乡之情，楚国将历次所有新建的都城全都仍然命名为“郢”。至此，楚国其实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灭亡只是迟早之事了。秦则在所攻占的原楚国疆域内设置南郡，以楚国的原都城郢（江陵郢都）作为南郡的郡治所在地。被放逐湖湘、流浪于沅湘流域之楚国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也就是在痛感故国之沦亡、“哀故都之日远”、“生民之多艰”（《哀郢》）而约于此年投汨罗江以死殉其志的。由此可见，至此时，楚国与湖湘大地之间已经被秦国基本上隔离，无法进行有效的统治了。随后相隔只有一年的时间，正如在前文中已经谈到的，在秦昭王三十年（前277），秦国又命蜀守张若由蜀（今四川）出发征伐楚国，取巫郡（今四川巫山北）及江南地，置黔中郡。秦国所置的黔中郡，是在楚国的黔中郡基础上改置的，包括有现今湖南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川东、鄂西、黔东和广西、广东的部分地区，中心地区位于湖南沅水的中下游，郡治在今沅陵县。根据这些史实，楚国对湖湘部分地区的有效统治仅仅只有百余年时间。
楚国曾经将湖湘部分地区纳入其版图，只能表明楚国的军事或文化曾经影响到这些地方，但要据此认定湖湘之地已经完全被楚文化所覆盖，则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须知，受到影响与被同化，是完全两个不同概念。近代以降，中华文明受到西方文化的巨大影响，包括马克思主义都是来自于西方。但是，中国人始终坚守着自己的文化传统，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谁能够说中华文明就已经被西化了呢?台湾被日本侵占五十余年，在日占期间，日本人有意识地在台湾进行了强迫日化，不论是在日占期间还是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回归祖国，台湾同胞的文化认同和心理认同都是炎黄子孙，台湾地域文化始终都保持了纯正的中华文明的传统特质，能够说因为台湾一度被日本所侵占，就成为了大和民族（日本）的文化不成？持此说者，其实是对基本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无知，是对文化理论、性质及特征的无知。更何况，先秦时期的楚民族，自身还只是一个正在发育成长中的民族，在中原各国看来，他们也只是南方的蛮族之一，其本身还不断接受着中原各地区、各民族、各诸侯国文化的影响，他们是否有能力并且自觉地对被其占领的周边部族或民族进行文化的同化，也是值得怀疑的。
远在殷商时期甚至更早，湖湘大地已经有了土生土长的原住民，有了早就迁徙进来的部族群或民族，有着自身的社会文明和物质文明，这些都可以从考古发掘的大量殷商时期的青铜器和其他物品中反映出来，而此时楚人还尚未来到湖北的荆山、更不要说进入湖湘。春秋时期，生活在湖湘地区的土著住民，虽然不断受到楚国军事力量的打击和楚文化的影响，但仍然以独特灿烂的本土文化卓立于世。战国中期，湖湘地区虽曾一度被并入楚国的版图百余年，但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百余年毕竟为时甚短，湖湘原住民的本土文化要在这一短暂的时间内就被仅仅占据着一些中心城镇及交通线的楚民族所同化，实际上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移风易俗需要一个漫长的、复杂的历史过程，不要说全国，仅仅只看湖湘大地的一些少数民族，自汉唐以降被纳入到中华民族的大家庭内和中央集权专制的统治下，并经历了宋代的“开梅山”、清代的“改土归流”等多次同化，至今还保持着自身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便是明证。
正由于在楚人和楚文化的进入和影响下，湖湘地域文化还保持着自身的特质，当战国时期的楚国屈原（前339？～前278？）从楚都被流放到湖湘大地（具体在沅湘流域，而这还是所谓受楚文化影响时间最长最深的地域）之后，他所面对的乃至在其笔下流淌出来的湖湘地域文化，才会展现出如此奇异瑰丽的景色，并使他产生出如此多的创作灵感。因为，他所面对的是一种以前从未接触过的几乎全新的异质地域文化，这种地域文化保留着更为原始、更脱离“世俗”、更具有“天人合一”、“人神交感”乃至震撼灵魂、拷问灵魂的精神要素和文化因子，沐浴在这种异质文化氛围下的屈原才会获得一种全新的感受，从而导致其精神的超越和灵魂的升华。完全可以说，没有奇异瑰丽、独具特色的湖湘（沅湘）文化，就没有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历史上的屈原；而这也恰恰证明了，远在先秦，湖湘文化就形成了一种有别于以湖北为中心的楚文化的异质文化，即作为地域文化的湖湘文化以及作为民族（部族）文化的“古越”和“三苗”等文化。我们应该正本清源，还湖湘文化以本来面目，确立湖湘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中应有的历史地位。
本文资料来源于聂荣华、万里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湖湘文化通论》
